博山文化论坛 李四龙：佛教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

　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四龙教授 (摄影：姚勇)

　　“佛教文化”的说法，现在十分常见，主要是指佛教所依托的文化形式，譬如，哲学、文学、美术、造像、建筑、音乐、茶道等。然而，为什么佛教是一种文化?佛教的文化价值或文化功能，究竟如何表现?相关的讨论并不多见。本文旨在立足当代中国，讨论佛教的文化价值。

　　“随缘”的思维方式

　　在过去的二千多年里，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说的那样，“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传入中国的佛教，促成了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发展，塑造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心性理论与审美情趣。

　　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文化的形成需要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分工，二是互补，三是共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源自于它与华夏文明的异质性与互补性，进而与中国原来的传统文化取得共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很重要的方面是佛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缘起性空。这种思维方式，使佛教对其他的宗教、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本能地会以自我为中心，并以天地万物为真实的存在。然而，佛教以“缘起论”为根本，认为万事万物(包括人自身在内)都是因缘而起，无时无刻不在无常变化，论其本性，一切皆空。这个结论，与我们的生活常识并不相同，甚至是相违背的，然而，“一切皆空”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并被视为世界的真相或实相。这套理论，在哲学上非常深奥，普通的信徒很难接受。但是，缘起论告诉我们一切事物有原因、有条件，万物都在无常变化。这样的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随缘”成了大家的一句口头语，进而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有人或许批评佛家的“随缘”让人变得随随便便、不思上进，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随缘的内涵，是要大家分析因缘、观察因缘，从而选择契合自己的机缘，与时俱进。现在社会上怨气很重，很多人觉得社会对他们太不公平，或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佛教的缘起论，在这些问题上是要强调个人在不同时候的不同因缘。条件不具备，任何人都会无功而返。只有不忘初衷，无怨无悔，积极创造条件，才能心想事成。这才是佛教“随缘”的意义。

　　若论当前的中国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发扬佛家“随缘”这个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领域往往会有不同的文化，譬如有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等不同的说法。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并不相同，这些不同领域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有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有的则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譬如，有人看不惯年轻人披头散发，或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但这是年轻人的个性，他们在你眼前出现，可以表现出惊讶，但不能横加指责。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所在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文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左右的“缘”。随顺，是我们最好的生活态度。在普贤十大愿里，恒顺众生，被认为是非常高的菩萨境界。

　　事实上，当前人间佛教的实践，以我个人的观察，其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随顺了众生的愿望。我把“人间佛教”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三点：儒家的说法、佛家的想法、基督教的做法。佛教以儒家的家国情怀接引众生，特别是在家庭生活方面，规劝佛教徒要成为孝悌诚信的楷模;在社会交往方面，人间佛教努力吸收基督教热心社会慈善教育的主动精神;所有这些说法与做法，最终又以佛家的思想予以诠释。有时，我也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新三教合流”，其中也有彼此的分工、互补。当然，这种合流，目前还只是“人间佛教”一家的想法，并没有与儒家、基督教形成共识。但是，我相信，有了“人间佛教”这样的实践，未来的诸教圆融，是有可能的。现在这些宗教在将来合流的基础，依旧源自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共同期待：回归人间，随缘共生。

　　而在“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这个问题上，关键之处是要明确当代中国社会的未来期待。有了共同的期待，才会有多元一体的新文化。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因所在。佛教徒就是要随顺这个因缘，要去创造这个因缘，引导中国社会的共同期待。

　　“无我”的慈悲精神

　　大乘佛教“缘起性空”的思想，如何解读，成了佛教史上的理论难题，可以有中观学的理解，也可以有唯识学的解释。这篇小文不拟对此深究，但不管怎么解读，最终的结论：以这样的方式思考，自我与世界都会消解，就是佛教所讲的“破我执”、“破法执”：自我的真实状态是“无我”，世界的真相是“空相”或“无相”，达到人法两空的境界。

　　实相无相、诸法无我，代表了佛教哲学的本体论思想。这种“无我”的思想，表现在社会伦理方面，就是“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一种平等心体会众生的疾苦。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佛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譬如，“夷夏论”突出了华夏文明的优越感，民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同等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门第”观念，豪门与寒门等级森然;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关系，主张“亲亲有等”，强化“亲疏远近”的合理性。所有这些，都是世俗社会所要建构的生活秩序。但是，基于等级制的生活秩序或政治秩序，总是不稳定的。等级制的背后，还需要超越等级的认识基础或神圣权威。譬如，儒家在建构“三纲五常”、提供“礼教”的同时，努力推行“仁政”、“恕道”。儒家的“仁”，特别强调“德性”的重要性，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使是已经赋予的天命，只要缺乏“德性”，也会转移到别人身上。但是，儒家的这些论述，最终还是回归到等级制的合理性。佛教的传入，使等级制成为虚名，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交往从此增加了一份平等的基础。譬如，在东晋时期，往往出身于寒门的僧人，以其脱俗的谈吐、独特的思想，优游于社会名流，往来于帝王将相。而在当时由少数民族执政的北方，佛教成为胡、汉不同民族和解、交流的桥梁。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来源于佛教徒对“无我”思想的身体力行。出身寒门的僧人，为什么能够得到权贵、名流的敬重?根据史料的记载，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僧人拥有神通。但更重要的、更常见的理由，是这些僧人有学识、有德行，是因为这些僧人持戒精严，大家敬佩他们的德行。譬如，东晋末年，独裁者桓玄想要清理佛门，惟独对庐山慧远网开一面，为什么?他认为，“唯庐山道德所居!”以“德”评价僧人，仍然是儒家的思维方式。然而，对僧人来说，持戒是为了解脱，无我的终极表现则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教所讲的最高觉悟，实际上是指对这种慈悲精神永无休止的实践。这在大乘佛教里，就是“永远的菩萨道”。

　　“无我”所要展现的并不是社会伦理的权威性，而是个体生命最终的真相：所有的个体生命都以其他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真正的自利，都以利他为前提。珍惜生命，关爱所有的生命，是佛教“无我”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即是所谓的慈悲精神。有些人认为佛教讲“空”，进而把“空”理解成“什么也没有”。这也就是以“虚无主义”理解佛教的“空”，是对佛教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邪见”，因为这样的理解很容易让人漠视生命。现在，我们要把佛教“无我”思想里的慈悲精神说清楚，让人珍惜生命，不管是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

　　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内容，但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与前提：生命无价。佛教的“无我”思想，是要让大家不要以自己的标准评价别人，更不能以自己的意愿强制别人，我们要因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这是“随喜”，我们要因为别人的悲伤而苦恼，这是“同情”。未来的中国社会将会是什么，恐怕永远给不了明确的最后结论，但一定应该是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休戚与共的社会。

　　讲了上述两点想法，现在回到文章的开头：佛教为什么是一种文化?这是因为佛教属于一种社会教化，有助于国家治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融合不同意义模式的桥梁作用。在当前的中国文化建设中，佛教劝大家珍惜生命，关心他人，千万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佛教劝大家回归人间，乐观随缘，千万不要死守纯粹的理念。佛教，过去是、将来还会是中国文化的润滑剂，充分展现了中国社会“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