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敦煌论坛:敦煌，新疆石窟的榜样和标尺

　　新疆学者亮相敦煌

　　8月16日-18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旨在庆祝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的“2014敦煌论坛：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闻名中外的敦煌市举行。

　　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韩国、英国的近150位专家、学者云集敦煌，以汇报学术研究成果的方式，庆祝敦煌研究院走过70年风雨沧桑路。

　　与敦煌石窟有着密切联系，常与敦煌石窟并称为姊妹石窟的新疆龟兹石窟、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的新疆石窟的研究者们，也受邀特从千里之外的新疆赶来敦煌参加这一盛会，成为与会者里引人注目的一群学者，他们中有已过耄耋之年的老者，也有刚过而立的年轻人，能代表新疆参加此会并在会上发言，学者们微微有些兴奋。

　　此次研讨会，敦煌研究院准备得非常周到、细心、严谨，从参会学者的名单拟定到论坛发言的具体内容，研究院都做了细细筛选，足以代表有着70年发展历史的敦煌石窟研究的水平。

　　论坛将学者的发言内容按逻辑次序细分为“敦煌学史”“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新疆、甘肃石窟考古研究”“中原石窟考古研究”“川藏石窟考古研究”“佛教美术研究”“佛教艺术传承创新”“宗教文化研究”“古遗址·墓葬研究”“敦煌文献研究”等十个话题。从中不难看出，对石窟的考古研究是本次论坛的汇报重点。

　　作为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来自新疆龟兹研究院的霍旭初先生对敦煌有着别样深情，他代表新疆学者在大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他以“论隋代佛教‘耻小慕大’思潮对龟兹佛教的影响”为题，详细探讨了从隋代开始崇信大乘佛教，贬斥小乘佛教的思潮是如何代代沿袭，对信奉“说一切有部”思想的小乘佛教重镇龟兹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以至于今天龟兹佛教仍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历史渊源……

　　对西域佛教颇有研究的霍旭初先生论述得有理有据，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一片掌声。

　　年近八旬的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贾应逸女士的发言被列为“敦煌石窟考古研究”话题之中。她探讨交流的是“敦煌壁画中的于阗八大守护神”的内容。

　　她说，敦煌壁画和文献中描绘和记载的于阗八大护法天神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国内一些学者，如孙修身、荣新江、张小刚等都已做了研究并发表了文章，但同时仍存在一些不同看法。200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的丹丹乌里克CD4号寺院遗址发现了一批壁画，在该寺院大殿前殿门壁墨书于阗文题记，北京大学段晴教授释读为“此八天神，供养人Budai令绘，愿他们护佑。”有的学者认为“八天神”应是八大守护神，对此，她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由于历史的变迁，宗教信仰的更迭和千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古代于阗地区的废寺遗址出土的壁画中，已无法找到完整的关于八大守护神的图像，可喜的是，敦煌莫高窟现仍保存着晚唐至宋初的于阗八大护法天神的壁画，其中尤以五代时期的为最多。这些壁画分布在莫高窟第9、25、39、45、98、100、108、126、146、340、342、397、401、454等洞窟和榆林窟33窟中。大多描绘在洞窟甬道顶的南北两披，每披4身。

　　守护神是指对特定范围或领域加以守护的神祇。佛经中，佛付嘱守护其国土的不仅仅只有于阗，佛也曾将“一切国土、城邑、宫殿、王都、聚落、山岩、寺舍、原池、旷野诸树林间，付嘱护持，勿令有恶”仅佛教经籍《月藏分·分布阎浮提品》提到的国家就有50多个，新疆境内的有疏勒、龟兹、鄯善。但是，贾应逸女士说，在现知各地的文献和壁画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疏勒、龟兹和鄯善等地崇信守护神的资料。虽然鄯善存在的时间较短，疏勒地区的佛教遗存保存不好，而龟兹的佛教壁画却保存得较多较好，且百年来，国内外发现的龟兹文献、壁画等数量可观，却都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只有于阗特别崇信八大守护神呢!

　　这当然与于阗崇信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相关。贾应逸联系于阗历史，发现自5世纪中叶以来，于阗多次遭受外来势力的侵扰，先是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中(440-451)，居住在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慕利延……驱其部落度流沙，……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重”，杀死数万人。“显祖末，蠕蠕寇于阗”，即魏献文帝(466-471)末年，柔然又入侵于阗。接着，哒人占据于阗。在频繁的侵扰面前，国家面临威胁，人民遭受杀戮，崇信佛教的于阗王及其信徒(人民)首先要求助于佛教，求助于佛教神祇的保佑，从而对守护于阗的八大神祇自然倍加崇信。

　　至于敦煌壁画中描绘于阗守护神的洞窟有晚唐的第9、340窟，宋初的25和454窟，其余均为五代时期的洞窟，即9世纪末至10世纪时的壁画，要知道那时的于阗处于赶走吐蕃的统治者后，正走向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长期战争的边缘、最终被其灭亡的时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崇信佛教的于阗国王及信徒当然更需要佛教及其守护神的保护，特别是当时，与于阗有着亲缘关系的敦煌，在其壁画中多处描绘于阗的八大守护神，是一点儿不奇怪的—壁画很好地诠释了历史。

　　来自吐鲁番学研究院的汤士华女士则依据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残存的壁画，详细探讨了一千多年间，高

　　昌地区崇信大乘佛教，法华信仰始终流行于高昌并深入到社会和民众生活当中的现象。

　　敦煌给新疆石窟带来的启示

　　研讨会上几十位国内外学者围绕“敦煌学史”“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新疆、甘肃石窟考古研究”“佛教美术研究”“佛教艺术传承创新”“宗教文化研究”“古遗址·墓葬研究”“敦煌文献研究”等话题所进行的交流发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敦煌值得新疆学习的地方太多了，敦煌是新疆石窟研究的榜样和标尺。

　　首先是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沿袭上。这种优良传统不单单体现在敦煌研究的学术层面，对文物壁画的保护层面，更体现在它的管理层面。从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最早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当时首任所长、被称为敦煌“保护神”的画家常书鸿先生起，到后来的院长、知名学者段文杰先生直至今日拖着瘦小身躯为敦煌文化遗产奔忙的院长樊锦诗女士，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任领导都率先垂范，爱敦煌如爱生命，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地处西北边陲、荒凉寂寞的“艺术宝库”。正如樊锦诗女士在论坛开幕式上所说：“回顾敦煌研究院艰苦卓绝的70年奋斗历史，经过莫高窟一代又一代传人的坚守，为敦煌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发扬光大，坚持和传承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爱岗敬业、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做出了举世瞩目成就，从当年的举步维艰到今天的蓬勃发展，走出甘肃，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这种管理层面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沿袭，不仅在甘肃，即便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它保证了敦煌研究院所有制度和法规的严肃性、稳定性，不会因人因时因地随意改变制度、法规，从而为整个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次是敦煌石窟的研究和保护齐头并进。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就长期坚持“寓保护于研究之中”。自1984年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后，科学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任务就日显繁重，同时又增加了前一时期所没有的敦煌石窟旅游开放及石窟管理的繁重任务，再加之正值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敦煌研究院忙而不乱，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全方位探索莫高窟的科学保护、研究、传承和管理问题，并采取了与敦煌莫高窟职能相应的法律法规、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研究、合理利用等综合管理措施，取得了长足进步，逐渐在中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被批准为文物系统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仅保护敦煌研究院管理的敦煌石窟，而且为西北乃至全国的石窟寺和土遗址保护开展服务。当年，吐鲁番交河故城的保护就曾借助于敦煌研究院的力量。

　　再有就是采取各种举措让敦煌艺术走出敦煌石窟，让更多的人知晓和了解。研究院数十次在国内外举办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敦煌艺术展览，所到之处，无不在当地引起轰动。考虑到敦煌石窟不少洞窟狭小，文物材质脆弱，病害频发，为了解决保护文物和开放利用的突出矛盾，敦煌研究院建设了莫高窟游客中心，并于本次论坛举行前的一星期，试放映了数字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敦煌》，后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文化遗产为题材的敦煌莫高窟实录超高清球幕电影，使游客对敦煌艺术获得更好的欣赏和全新的视觉体验，达到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双赢。参加完论坛交流的学者亲身感受了数字电影和球幕电影的魅力，对此赞不绝口。

　　据了解，敦煌莫高窟也就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而我们的龟兹石窟保存洞窟总计达600多个，高昌石窟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如果实地看过后，两相比较，客观地说，龟兹石窟则更古朴，更丰富，值得探究的地方更多。但若论影响力，若论保护和研究的力度、成熟度，龟兹远不能跟敦煌同日而语……

　　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曹新玲)

　　原标题：敦煌，新疆石窟的榜样和标尺 “2014敦煌论坛：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