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佛教为什么传入中国？现在论者都偏重谈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适应，对“佛教中国化”作“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辨解，但实存的事物会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改变而失去合理性并走向灭亡。《法华经》所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境界一语，从文化本体论上指出了宗教存在于世的价值和理由。在我看来，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宗教传播学上的概念。作为三大世界宗教之一，佛教存在和发展于传播过程中。在对华传播过程中，佛教没有采取强制改宗和宗教战争的激烈形式，而是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运用佛教本身在思想理论上的优势，使中印两种高级文化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前提下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佛教获得了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因佛教的加盟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因此，中国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国弘传的历史，是灵与肉、精神与物欲、法性与无明此消彼长的心路历程。其次才是作为世俗层面的中国文化重要内容的演进史。　

　　 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取决于佛教自身的开放、含容性质。

　　 从传播主体佛教来说，所谓“中国化”，就是佛教在传教过程中“契时应机”的方式和结果。佛教的“性空”智慧和慈悲精神导致传播中的独特方法论－－真俗二谛的真理论和方法论，出世殊胜的佛法不离世间并体现在世间生活之中。这“中国化”就其适用范围表现为：进入异质文化圈的“本土化”；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化”；三根普被的“民众化”。　

　　 超越的宗教理想和修证实践，必须适应众生的根机而随开方便之门。但前者是本、是源，后者是迹、是流。以二谛论观照中国佛教史，究竟与方便的人天之战，演出了中国佛教二千年的一幕幕悲喜剧。六祖慧能“悟则转法华，迷则法华转”一语，可视为我们观察中国佛教史的一条主线。　

　　第二，取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和融摄。　

　　 佛教是中国人请进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重智慧、重解脱实践的出世性佛教能弥补中国固有思想和宗教之不足。这是佛教能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传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佛教在中国时兴时衰的曲折起伏，则受政教、教教、教俗三重关系的制约。　

　　 1、受政教关系之制约

　　 佛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同国家的关系。二千年封建国家处于周期性的统一──解体──分裂──再统一的振荡之中，佛教的发展亦相应呈起伏状态：　

　　 在国家解体、分裂时期，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但往往走向畸型，导致“灭佛”事件；　

　　 在强盛、统一的王朝时期，政教关系相对保持详和正常，佛教取得适度发展，但佛教对政治的依附性也随之增强；　

　　 在外族入主或中原王朝文弱时期，政权对佛教较多地干预和钳制，使佛教处于萎缩状态。　

　　 中国佛教史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从未淩驾于王权之上，而是处于王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区别只在于这种控制的强弱程度。就佛教的圆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2、受教教关系之制约

　　 中国宗教具有伦理性宗教的性质，表现为重现世、重功利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其他宗教的关系，在封建时代，主要有儒教、道教、民间宗教三大类，中国宗教的主流是儒教，儒教作为一种不健全的国教，其兴衰起伏通过国家政权而制约着佛教。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空不平衡性，背后机制端在儒教。　

　　 在儒教失落时期，佛教填补了儒教留下的精神真空，得到广泛发展；　

　　 在儒教重建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由于儒教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在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多年的三教关系争论，反映了儒教企图独霸精神世界的领导地位和佛教为求得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　

　　 在儒教一统时期，佛道二教皆匍伏在儒教之下，佛教日益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　

　　 只要儒教作为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国教，即使它处于名实不符的地位，儒佛之间就只能是一场不对等的竞赛。佛教真正自由的发展，只有在儒教退出国教地位之后才有可能。　

　　 3、受教俗关系之制约

　　 中国封建政治和儒教的基础是农耕宗法制社会。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得不受到中国世俗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影响：　

　　 在宗教思想上，受中国哲学思维直观性、简易性、整体性之影响，遂有传译讲习中的“格义”，用中国思想文化解释佛教概念，和创宗立说中的“判教”，以及在此体系指导下的编撰、印刻佛典；　

　　 在宗教经济上，受农耕社会之影响，原来的乞食制转化为自主的寺院经济，有农禅并重之丛林制度产生；　

　　 在宗教组织上，受宗法制度之影响，有传法世系之延续，并反映在对佛教历史的重视；　

　　 在宗教生活上，受入世功利性的民俗之影响，遂有“为国行香”的官寺之产生，和重现世利益和死后生活之经忏礼仪的盛行。　

　　 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它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据陈兵先生在《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文中的总结，中国佛学至少有如下四个特点：　

　　 1、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太虚大师指出，本佛、宗经、重行的道安系，始终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中国诸宗，除三论宗外，莫不依佛经而建立，佛典中以经藏及疏注为主。这自与中国崇先圣、重经训的传统有关，也表明中国佛教发展了中国宗教原所缺乏的超越性一面。　

　　 2、判教开宗的高度智慧。诸宗皆以判教为立宗树旨之出发点，对印度乃至中国的全部佛学内容，按说法时间、所对机宜、说法方式、义理之浅深顿渐，进行分类判释，抉择最圆满了义之说，表现了一种纵观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晰精密的高度智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3、中道圆融的实践品格。历代各宗大德禀中华文化辩证思维及直观顿悟之长，将佛法尤其是佛陀果境所蕴的深密义理阐发得极为圆满，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学之峰巅。至于禅门宗师之妙悟与机锋，则更超三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无穷。　

　　 4、简易切实的修持法门。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而建立的中国佛学，以简易切实、契理契机的修持法门──禅净二学为主。禅净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现出中国佛学大德当机择法的慧眼，和由本地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以简摄繁、以顿摄渐、以易摄难的大总持智。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按真俗二谛论，应是“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辩证统一，真不离俗而不退堕为俗，实应兼权而不依附于权。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屈从了其中的消极面，付出了影响至今的负面代价。可举以下数点：　

　　 1、主体性格不明，化世导俗的功能不足。出世，为佛教最可宝贵的宗教性格。出世并非逃离，而是超越、提升世间，它建立在对现存世间的价值批判上。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及祖先崇拜的宗教模式为治国之本，儒教被统治者尊为正统，具有国教地位。迫使佛教在世间法上不得不顺应、依附政权和儒教。但过分依附世俗政权，迁就民俗淫祀，则降低了佛教的宗教性格和文化品位，化世导俗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这是佛教走向衰败的原因。　

　　 2、教团组织涣散。受以上依附政权和儒教之制约，佛教长期以来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教会组织，四众弟子未处于有序的内部结构。结社组织往往不是由教团作组织上的保证，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当主事人素质低下，极易演化为会道门，而与正宗佛教争夺信徒。　

　　 3、修学次第不够完备。由于中国佛教崇尚简易，故修学次第不甚严格完备。学佛者往往一入门便参禅、念佛，忽略了初入门必先修习的培植信根、闻思经教、发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等弊端。或者忽视世间法，注重死后的生活；或者把神圣的佛法混同于世间法，把人间佛教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