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文物局单个部门借寺盈利是不顾大局，那么地方政府合伙商业集团开发庙产就是见利忘义!由当地政府“申遗”引发的经济法难，让玄奘大师长眠之地蒙难。殊不知，为法忘躯、不求己利的玄奘精神，是中华民族骄傲，而传递玄奘精神的火炬手，正是心系苍生的护塔僧!西安的文化神韵，在于历史悠久且代代相传的玄奘精神，由此形成的善法体系，为高速飞驰的社会快车注入清凉，保障三秦大地平稳发展。

　　今日，政府若为政绩和商业利益夺寺驱僧、保塔而舍玄奘精神，势必造成人文遗产不可逆转性的破坏，这种缺乏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态度的盲目经济建设，体现的是对于历史文化精神馈赠的漠然，而不可持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整个城市，乃至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灾难性的。一时辉煌政绩，欠下了千年的祖先债，一己富贵荣华，葬送了社会发展的生命力!短视的政府，必将制造短命的经济繁荣!

　　“申遗”法难，更让广大民众遭灾。政府打着“公益”旗号申遗，明说为大众谋福，暗中却向纳税人和消费者转嫁高昂的申遗负担。“申遗”所需资金高达数百亿，“公益”的旗号直接谋杀了民意，逼着纳税人无论是否享用“申遗”成果都必须掏腰包;除此之外还有过百亿的负债，后续的资金偿还，还有待土地升值、房价高涨后让消费者承担;还有修建公共设施、发放员工工资等大量费用，都将通过门票让全国的消费者买单。

　　这是多么容易的一条路径!逼退民意，强买强卖，无需正当的经济建设努力，仅凭特权就能抢夺资源，借着文化的壳，骗百姓的钱，这体现的正是政府职能从“服务型”向“强权型”的全面倒退!即使文化遗产资源是摇钱树，政府也只是管理者，如果把宗教资源的垄断收归自己麾下作为创收手段，则是与民争利，从根本上背离了公共服务的本义。荒诞的“申遗”逻辑，背后实际都源于对经济项目短期盈利的功利性考量，既无关文化，也无关公益。对人文历史财富的强拆和侵吞，更是让“申遗”变“毁遗”!

　　尽管一些专家学者深知地方政府有将文化遗产立马“变现”的冲动，却没有及时上前踩几脚刹车，而是向政府幕僚倒戈!顶着响亮的头衔，编造着不堪一击的理由证据，击溃学术与道德底线，令人大跌眼镜。一边是陈同滨竭力撇清政府“申遗”为开发房地产，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先前的结论，给兴教寺僧众扣上“撒谎”的罪名;一边主持国内“申遗”事务的专家郭旃，在“申遗”论证不足而被炮轰后，立刻启用第二重身份国际“评遗”专家，竭力声明遗产定夺在国际专家。国境内的一个寺院是否属于文化遗产，还要所谓的“国际标准”决定，让人不禁有种“民族集体话语权”被夺之悲凉感。

　　毕竟，一旦地方政府启动申遗程序，专家的研究经费就可滚滚而来，一套名利双收的产业链随即形成。经济法难当前，民族文化不保，那些曾信誓旦旦要为保护文化效力的专家忽却满口谎言，哪一点符合玄奘大师所倡导的“去伪取真，开兹后学”之精神，又怎堪为玄奘大师驻锡宝所评定价值?

　　别把黑手伸向佛教

　　宽池法师说：“别再把手伸进寺内!”这里要说：“别再把手伸向佛教!”

　　佛教不仅是文化，首先是宗教，为解决生命根本问题而存。佛教的入世不是随波逐流，佛教的人间化不是三俗化。佛教能立足两千多年，是因其核心教义与宗教情怀超越了世间文化的层面，不随物而转但能化导物执，不随俗而化却能圆融世间。佛教文化不是简单粗暴地圈地展示，这根本就是对佛教的亵渎与毁坏。

　　在这样一个物化文明肆意蚕食心性、人性与文化的逆流中，商业化、世俗化让佛法的真正精神受到严重障蔽。他们不光亵渎祖师，连祖师的坟也要开挖，佛教正被逼迫到角落里，佛教的生存空间不容乐观，佛教的现状岌岌可危。

　　拆迁兴教寺，绑架灵骨塔，拆的不是一个寺院，绑架的不是一座古塔。这是玄奘精神的劫难，是佛教的劫难，是中华文明的劫难，说其为第二次“西安事变”，其严重性并不亚于抗战时的家国危难。因为，毁坏佛教，无异于摧断众生慧命;折了“民族脊梁”，叫未来国人如何堂堂屹立?贪婪无尽的手，商业化一切的手，挖掘祖坟的手，若再不打住，必然会成为动摇邦本的“黑手”!

　　社会要发展，佛教要生存，物质与精神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道德经》云：反者，道之动也。社会的稳步发展正需要相反力量的制衡与保障，佛教承担的正是这样一种责任。佛教的存在恰似降温机制，让飞速行驶的社会大车得以健康持久地行进，而不至于因为过热而遭遇危险。在这个经济超速、人心浮躁的时代，如果把佛教这个降温机制都消解了，社会将迅速陷入狂热而难以自拔。

　　佛法的智慧，是社会的福祉，也是人类文明的福祉。守培法师言：护佛教即所以护国护民。要实现中国梦，请先捡回底线，敬畏先贤，尊重信仰，善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