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现代社会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有人称之为“第四种权力”，对保持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媒介即讯息”这个著名观点，即媒介自身比它所传播的内容对人类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汤因比指出：“从技术变革既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原因这个意义出发，每一次技术革命同时也是一次社会革命。” ^[1] 信息传播方式与文明社会的变迁之间存在一种同步演进的规律。回顾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种规律。了解媒体演变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有助于认清我们当下所处的历史坐标和时代责任。

　　依据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把东西方文明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传抄时代——文明的建立期。自从有了语言和文字，口传和抄写一直都是早期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个时期里，东西方文明相继建立起来。在东方，古代中国的儒、道文化与古印度的佛教构成了东方文明的主体，其中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识。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与古代中东诞生的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主体。经过顽强的努力，基督教渐渐占据了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这一阶段，信息的传播大多依靠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虽然重要的文明成果（如各种经典）也都整理为文字，但由于口传和抄写不便于信息的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故文明成果主要由统治阶级与贵族等社会上层人士掌管与享有，社会大众很难接触和学习。

　　第二个阶段，印刷时代——文明的发展期。印刷术的发明，实现了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使得文明成果可以通过书籍的批量发行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于是，文明之风迅速从只拥有极少数上层人士的小圈子吹向普通大众，带来了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繁荣景象。各种新兴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众旺盛的精神需求和集体智慧推动着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革。这个时期里，东西方文明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文化都迈开了极大的步伐。宗教方面，对先进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传教事业迸发出勃勃生机。在东方，雕版、活字印刷业的发展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几乎同步而行，目前发现的历史上最早的雕版和活字印刷品都是佛教的典籍；在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运用与宗教改革的联系亦相当密切。世俗文化方面，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异彩纷呈。在东方，儒家思想借助理学与心学重新焕发出活力；在西方，科学与人文的思潮风起云涌，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权威。由于这些文化先驱者大多兼有神职身份，使得宗教与世俗文化的冲突处于一定的弹性范围之内，但是分裂的趋势却日渐加剧。

　　第三个阶段，电子时代——文明的震荡期。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和电气革命带来了辉煌的科技进步，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的出现，使人类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文化传承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新的飞跃。西方文明挟科技、政治、经济之强势席卷世界，一枝独秀，东方文明则承受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被迫进行深度的调整和适应。而西方文明自身也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和变革：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们对现世生活的关注也迅速取代了对来世生命的向往，世俗化浪潮在社会各领域急速扩张，导致了宗教的全面陷落。自由民主与政教分离的革命运动将宗教驱赶出了政治领域；进化论造成科学与宗教的彻底决裂，把宗教放逐出了知识领域；标榜“上帝已死”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泛滥，标志宗教在价值领域的衰落。由宗教改革刚树立起来的圣经权威也受到根本动摇，从此大众对宗教的态度深深陷入无神论、不可知论之中。

　　第四个阶段，数字时代——文明的共容期。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催生出的数字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了全球化趋势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出乎意料的是，当科学向自然的终极领域发起冲锋时，相对论、量子论、系统论、非线性科学等新范式却迅速拆除了科学原本立足的哲学体系。世俗思想在解释人生终极意义方面也感到无能为力。这些因素使得西方文明开始转向东方文明的思想宝库寻找新鲜的营养，东西方文明进入相互学习、对话、交流的新阶段。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之中，宗教重新获得了动力，在东西方同时呈现出复兴的趋势。

　　时至今日，日新月异的媒体技术已经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体人类已经联结成了一个休戚与共、共荣共生的大社会，世界文明的多元并存格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化解冲突、构建友谊、携手共进，其意义十分重大，正如汤因比所说：“人类可能不得不在两个极端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要么有计划地灭绝和屠杀，要么从此学会像一家人那样生活。” ^[2] 因此，我们有必要扩大关注的视野，一同关心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探讨东西方文明和谐共处的前途。

　　在上述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通过神文化和物文化的二元结构来解读西方文明的演变过程。神文化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的超越性的精神文化，物文化是以自由、平等、科学、理性等思想为核心的世俗性的物质文化。两者在历史上同时存在，此消彼长，先后经过了神主物从、神物并行、物主神从、神物共存的四个阶段。

　　近二百年来，虽然物文化曾一度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甚至几乎切断了神文化与社会所有的重要关联，但神文化并未真正消失，而是隐遁入社会潜意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神文化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重新在社会上出现。这说明，神文化和物文化不可能独立面对所有的社会问题，也不可能消灭或取代另一方的存在。

　　神物两元文化能否从共存走向共容，宗教的复兴能否使整个人类获益，关键取决于能否处理好超越与世俗、精神与物质、利他与利己的关系和定位。如果处理不好，则将重蹈极端世俗化或极端宗教化的覆辙，无论哪种结局，都会给世界带来无尽的深重灾难，付出人性彻底沦落的惨重代价。神文化与物文化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根本分歧，西方文明发展至今遭遇的现实困境正是其根深蒂固的二元模式的必然结果。以实用主义的旗号回避这些根本性的分歧，而不去直面问题、寻找出路，是一种短视和不智之举。两者要想达到真正的共容，必须借助东方文明的重要因素才有可能实现，这个重要因素就是心文化。

　　心文化源于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基本精神，代表了东方文明的根本特征。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儒、释、道文化经过早期的独立发展，至唐代始有人提出“三教融和”的思想，直至明清时期逐渐融合而形成心文化，与之相应的三教归一思想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至今。

　　心文化基于的是普遍的人性，因为无论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人的内心深处都是相通的。心文化认为心御万法，万法归心，“若人若法，统属一心” ^[3] ,“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4] “物”和“神”都不是人类自身命运的绝对主宰，只有心才能统御我们自身与万物。心文化在超越层面上展现出普遍而深刻的智慧，在世俗层面上展现出慈悲而和合的博爱，故可以纠正神文化与物文化各自的偏失，并化解两者之间的严重对立。针对神文化片面强调超越而忽略世俗，物文化片面强调世俗而忽略超越，心文化启示我们应该运用真俗不二的智慧，走向超越与世俗之间的中道；针对神文化片面强调精神而忽略物质，物文化片面强调物质而忽视精神，心文化启示我们应该运用身心不二的智慧，走向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中道；针对神文化片面强调利他而忽略利己，物文化片面强调利己而忽略利他，心文化启示我们应该运用自他不二的智慧，走向利他与利己之间的中道。

　　在我国历史上，儒释道之间超越性与世俗性的冲突被心文化的内涵所消融，使中印文明的文化成果通过大互动、大交融达到了和谐共生，没有陷入西方文明式的自我分裂。可见，心文化能够积极促成不同文明的融合互补，避免文明冲突的发生。

　　步入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正在向东方移动，东西方文明正在面临一个历史性的真正汇合，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对流也将成为常态。不同文明之间必须要学会相互沟通和化解矛盾的方法，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消除彼此的误解与偏见，促成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心文化能够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能够为世界文明指出一条根本出路，为人类命运带来一片光明前景。
　　（文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大会的发言）

　　参考文献：
　　[1][2] 《历史研究》，汤因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25页，23页。
　　[3] 《憨山老人梦游集》第四十五卷，憨山大师，《论教乘》。
　　[4] 《阳明全书》第六卷，王明阳，《答季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