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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桥:理清人间佛教内涵 防止异化变质

2013-08-27 10:51:00  来源:法音


  (一)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人间佛教”既可说是一种思想体系,也可说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一面旗帜,它为佛教所本有,并非新创。但对于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的信众来说,它的确是由太虚大师、印顺导师等“刮垢磨光”、“去腐生新”之后,才为人们所重新认识。下面笔者试着概括介绍一下人间佛教的基本内涵与特色。

  1、重视原始佛教。初期佛教不仅为佛教之源头,也为佛教之根本,要寻求纯正的佛法,非研究以四《阿含经》和《四分律》等为代表的早期佛教经律典籍不可。如印顺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说“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朴”。在原始佛教中,信仰的中心是那位生于人间、修行于人间、成佛于人间、弘法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弘扬的根本教义是四谛、十二因缘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修持的基本方法是戒定慧三学,强调的是“以戒为师”、摄身口意、修十善业和八正道,提倡的是智慧、平等、中道、慈悲与和平,反对的是“天启”、“神创”、“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占卜与咒术,以及苦行、纵欲等。这些都是人间佛教的应有内容。

  2、重视菩萨道。菩萨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是原始佛教的合理展开,是佛陀救世度众生的精神体现,是即世(随缘度生)而出世(修行解脱)的修行方法,是完善人格、成就佛道的必由之路。它所依据的根本教义是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所阐述的缘起性空(包括如来藏缘起、阿赖耶识缘起、法界缘起理论)、中道与诸法实相,修行的基本方法是四摄(惠施、爱语、同事、利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强调的是发菩提心和诸宏誓愿(如四宏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诸善巧方便度脱众生,提倡的是更为深广的智慧、平等、中道、慈悲与和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对治的是一味厌世、急证自了、食古不化。这些也都是人间佛教所诉求的。印顺导师所谓“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印顺《印度之佛教·自序》)。其中的中期、后期佛教分别指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和密乘佛教兴起时期。印顺导师认为中后期佛教掺入了部分印度教梵我合一与性力崇拜等内容,这些内容本为佛教极力反对的,也是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所不容的,因而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3、人间佛教的重心是人界的提升。人是六道众生的一类,佛教视人类为最具可塑性、可转变性的,即最易于提升,也最易于沉沦,人间佛教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格,并进一步升华为最高层次的神格——佛。众生皆有佛性,皆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要即世出世、即人成佛,关键在乎一心。这就要求广大佛教徒发菩提心和长远心,广度众生,走人——菩萨——佛的修行路线,即由凡夫修人间正行(五戒十善),进而发心学修菩萨行愿,由菩萨行愿趣证佛果。这种既修福又修慧,既重视家庭与社会责任,又不忘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道路最符合佛陀的本怀,是大乘佛教精神的体现,同时也特别适合于当今中国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可一改以往佛教被山林化、被外界诟病为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状况。

  4、人间佛教不属于任何宗派,惟以弘扬纯正的佛法、启人智慧、净化人心、和谐家庭与社会、庄严国土(包括环境、生态的治理与保护)、利乐有情(包括众生身心烦恼的解脱)为原则,反对神化、鬼化、死化、巫化的佛教,同时也反对商业化、庸俗化的佛教。正如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确认佛法的衰落与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关,那么应从传统束缚、神秘催眠状态中,振作起来,为纯正的佛法而努力”。过去封建帝王以“神道设教”实行愚民政治,的确使佛教附上了过多的神秘外衣;宋明理学的排佛加重了佛教的山林化、边缘化,使不少佛教徒脱离现实,或清闲度日,或急证自了,或专为个人死后谋划;等而下之者,一些僧人专以经忏祭鬼度亡为业,或占卜看相看风水为业;现代社会则使佛教出现了世俗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这些不是也不应成为佛教的特征。

  从上可见,人间佛教的内涵博大而精深,纯正而不失方便,积极而非消极,务实而不执着,入世而不失神圣。为作进一步的说明,笔者试从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修行弘法的层面略作分析,看看人间佛教具有怎样的一些特点。

  1、重“生”与重“死”。死亡是一切有情之所畏、之所恶,是一切宗教存在的基础。关注“死”与死后的趣向,是佛教终极关怀的反映,其表现是更加重视“生”,重视生命存续期间动身发语用心的善恶、烦恼的轻重,以及临终时身心的状态,因为这是人们有可能把握的,它直接关系到人死后的趣向。但在中国,民众功利心态重,且有孝亲敬祖祭鬼的悠久传统,往往是临死“抱佛脚”,让寺院和僧人整天忙于为死人与鬼服务,从而完全扭曲了原始佛教重“生”的形象。随着明清以来佛教的衰微,这种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使佛教暮气沉沉。太虚大师当年提出“人生佛教”的呐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佛教这种重“死”而不重“生”的人生态度与现实状况,使佛教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能为现实人生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人间与天、神。对天(包括梵天、上帝等主宰神及其居住的“天堂”)、神(包括各民族信奉的种种超自然的神祇)的信仰,是大多数宗教信奉的核心内容,也是古今中外大多数人的信仰。原始佛教对一切主宰神“天”是彻底否定的,而对于与民俗信仰相结合的泛神信仰不无包容,但佛教本质上是“无神”的。不过由于印度固有的宗教婆罗门教及其变种——印度教的影响,由于佛教向各国各民族传播的需要,公元一世纪兴起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公元七世纪兴起的密乘佛教中,掺入了许多梵化(天化)、神秘化的内容,从而极大地扭曲了原始佛教“无神”的本质和佛陀在人间修行、成佛的形象,从而使人们不是依佛陀言教,去如理观察世间出世间的因果,进而学佛、修行成佛,建设人间净土,普渡众生,而是把佛、菩萨当作主宰神去祭祀,以求佛菩萨保佑恩赐,消灾免难,获得世间的“权、福、禄、寿、喜、财”。这真是本末倒置!其情可宥,于理难容!印顺导师深研三藏经典,建立人间佛教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将天化、神化的佛陀重新还原其人间圣哲的形象,让佛法真正成为人类信仰的真理和修学的准则。所以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

  3、入世与出世,积极与消极。佛教认为世间本质上是大苦聚,是烦恼火宅,无常如幻,因而以“出世”解脱、证大般涅槃为终极目标。其中,天乘种姓求的是出离人道之世间,声闻、缘觉种姓(所谓小乘)出的是“人我”执构筑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世间,菩萨乘种姓(所谓大乘)不仅出三界世间,还出“法我”执构筑的无明世间。可知佛教本质上是出世的。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消极,因为佛教徒的“出世”是在世间完成的,他们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过程中,不仅净化着个人的身心,同时也在造福、净化着社会。尤其是菩萨乘的出世以积极入世、忘我度生为前提,其精神与胜行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其实在禅宗看来,世间与出世间只在迷、悟之间,如六祖在《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是极度关注世间的,甚至相当的功利和实用主义,士子或民众往往在官场、情场、名利场失意时才蒙生厌世、遁世之意,才想到寄情于老庄或佛教,或遁迹、逃禅于山林,或礼佛诵经于佛寺,以此谓之“出世”,反之则谓之“入世”。显然这与佛教的所谓“出世”、“入世”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一方面是大乘佛教的特别发达(偏于义理与功德福业),另一方面则是菩萨道精神的缺乏(宋元以来尤其突出),以至教界中人也常感叹中国汉传佛教是“口说大乘,行为小乘(约偏于厌世与自利而言)”。针对中国汉传佛教界这种矛盾而消极的心态,太虚大师以菩萨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新佛教运动,他1913年在寄禅法师的追悼会上,提出教理、教产、教制三大革新思想,强调 “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他在《人生佛教开题》中说,佛教在二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演变和综合整理,“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太虚大师倡导学佛者应先学做人,完善人格,进而学菩萨愿行,直以成佛度众生为目标。他还以身作则,誓作菩萨比丘,并鼓励其学僧以佛教特有的方式深入思考和积极参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建设事业。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谓:“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 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号召,要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可见人间佛教是真正的积极入世的大乘佛教。

  4、理性与信仰,正信与迷信。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要素,是继承、实践和传播某种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内在动力。宗教信仰通常是偏于感性的,偏于主观而非客观的,与伦理道德没有必然的关联,因而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如果没有成熟的理性观点给予指导、调和、疏导,没有健全的教规约束及国家法律的监督,宗教信仰就很容易陷入迷信和盲目冲动,成为纠纷、暴力乃至战争的导火索,容易为野心家和社会不良分子所利用,成为政治工具、骗钱骗色的工具,甚至沦为邪教的工具。佛教是一个富有理性和慈悲包容心、崇尚伦理实践的宗教。但中国汉传佛教自宋朝末年即开始走向衰落,创立于隋唐的慈恩宗、贤首宗、三论宗、天台宗、律宗等宗派或失传或消沉,义学不兴。以修行方法简易快捷见长的净土宗、禅宗深入民间,却日益形式化、简单化、神秘化乃至世俗化。迄清末民初,随着国运不昌,佛教界更是弥漫着浓厚的迷信色彩。而自宋末迄民国,也是各种民间宗教和附佛外道盛行的时期。有鉴于此,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等高僧大德著书立说,大倡义学,提倡理智与信仰的有机结合,启人正信,反对迷信。如太虚大师在寄禅法师的追悼会上说:“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自序》中明确指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所以义理的开导,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通过理性,而有丰富的、正确的内容。由于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以弘传中的佛法,可说是多彩多姿的”。他在《人间佛教要略》中指出:菩萨道的三大事,就从起信心、生正智、长大悲三德中来。所以人间佛教行者应把握这三者为修持心要,要紧的是均衡的发展,切勿偏于信愿、偏于智证或偏于慈善心行。

  5、治心与治境。在中国儒释道三教中,儒家长于治世,道家长于治身,佛家长于治心。这种文化传统的定位,使佛教的功能长期被局限于“治心”,大量的佛教徒不懂也不重视“治境”(包括对饮食、健康的忽视,对环境与个人卫生的忽视,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的漠不关心等)。其实在佛陀时代,佛教是非常重视治境的。依缘起论,人的生理与心理,人与家庭、社会,人与大自然,无不息息相关,片面的治心不可能达致全面而稳定的心灵净化;佛教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善其教,环境与社会的污染也必然影响到佛教。民国年间的革命浪潮使沉缅于“治心”、生存难保的佛教界警醒,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新佛教运动,开始大力兴办佛教教育、创办佛教刊物、流通佛教书籍,还提出了创造人间净土的理想,并以佛教特有的方式逐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慈善公益等领域的建设事业。印顺导师在《佛在人间》中指出:“正确的出世观,是必然的配合着世间的净化”。 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他还回顾历史,结合现实,总结出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传统来加以提倡。可见人间佛教不但重视治心,而且也重视治境。

  6、“法治”与“人治”。一切宗教均有教主崇拜和祖师崇拜的传统。孔夫子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高僧大德的“人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佛教更重视“法治”,以避免人亡道衰。如佛陀生前就非常重视僧团建设,制订了一系列的戒律,临涅槃时更是强调要“以戒为师”;唐代的百丈禅师制订了著名的《百丈清规》,使禅宗丛林风范历千年而不绝。但明清以来祖道衰微,戒规松弛,寺院多数成为了子孙庙,为儒家宗法制影响下的法派、剃派所垄断,山头林立,扭曲了佛教寺院的十方性质,阻碍了正法的弘扬。当清末民初庙产兴学之风吹来,才使佛教界猛醒。太虚大师力倡僧伽制度改革,提出了全面的设想和规划,虽然因当时政局混乱,教内认识不统一而没能实现,但其思想影响至今。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强调“法与律合一”。所谓法即佛所宣示的教法,律即佛与祖师所制定的戒律、清规。他认为,法与律二者的相应协调,才是佛教的整体,为初期佛教之精髓。但佛教在流传过程中是重法而轻律,如声闻乘的经( 阿含) 与律,约为四比一,而在大乘法中,大乘经有几千卷,律典却几乎没有,即有小部的,也还是附属于经中。印顺导师认为,律虽说是佛制的,但律是世间悉檀,更着重于时地人的适应。佛法的流行世间与律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律的不得人重视,为佛法发达中的一大损失。以人生正行修菩萨道,尤须把握法、律并重,以恢复佛教这一固有的精神。由于社会的巨变,如何重振戒律,制订适应时代的寺院管理制度,争取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法律环境,仍是当代佛教界关注的焦点和高僧大德的重任。

  7、 缘起与空,事与理。因为一切法是缘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无自性的。反过来说,正因为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所以一切法缘生无碍。缘起与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世间的宗教家、哲学家不能彻底正解缘起性空的中道义,都在寻求宇宙最后的或最先的实体,倾向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神秘领域。而学佛者中,有的偏重于事、着重法相的差别,于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轻视它,这种见解是不能与出世的佛法尤其与大乘法相应的;有的执着本性、空理,醉心于理性的思维或参证,而不重视法相,不重视佛法在人间的应有正行,这就是执理废事,均不可取。唯有依据性空,建立“二谛无碍”的中观,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印顺导师特别指出,缘起与空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是缘起,是缘起的众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场。因为如泛说一切缘起,每落于宇宙论,容易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 如泛说一切众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间”、“即人成佛”的精义。

  8、 自利与利他。世间的凡夫,不能有纯粹的利他,一切都是从自己打算而来;声闻乘人过分着重自心的调伏,而忽略了积极的利他。只有大乘人不仅重视身心的调治(自利) ,更着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进程中完成,达到自利利他的统一。这是菩萨的精神,也是人间佛教的精义。

  此外,解、行并进,止、观双运,福、慧双修,也是人间佛教的基本要求。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分析了。
责任编辑: 崔容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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