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出困境的四项建言

　　佛教包摄信仰、社会、文化三层环圈，具有宗教、政治、学术三重标准，面对着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协调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繁荣学术文化等三大任务。佛教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造就一批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统一强大的佛教教团。从这个根本出发，由体起用，以主驭宾，才能更多更好地培养出佛教的社会活动和资生事业人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人才。当前佛教的困境，表明在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中还存在着窒碍。笔者在此重申十年前提出的“广义佛教教育圈”，试图为对治当前佛教教育的困局，提供一种理论思考的模型[22]。

　　佛教教育圈的运转可概括为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佛教教育塑造着佛教教团之主体，它同时又受到现存教团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之内部环境的制约；佛教教育改善了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外部环境，它同时又受制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程度、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以及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主体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增上的辩证过程。收缩核心，即真正按佛教的规矩和标准办好僧教育，并运用统一教会的权威促成四众弟子对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扩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业的需要，从信仰层圈出发，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拓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流教育。

　　将上述十六字方针展开，即在现行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作重大调整，可概括为四句话：开源分流，公私兼顾，因材施教，名实相符。

　　（一）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上“开源分流”

　　开源者，疏通横亘于僧团、居士、佛教组织、佛教实业、宗教事务部门、社会各界和文化学术界之间的障碍，加强沟通和协调，向教内外、海内外发掘师资、教材、器材、生源、资金等资源。

　　分流者，运用考核制度使教育对象按品类分流，使物畅其流、人尽其才[23]。庙不在大，有道则兴；僧不在多，有德则行。加强居士教育、佛协干部岗位培训、佛教实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佛教文化事业教育，不仅为佛教事业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均衡发展之急需，而且直接为僧教育重塑一个良好的外缘，并提供高质量的僧源。在环境的改善中，逐渐重构佛教的主体形象。

　　（二）在办学力量和院校体制上“公私兼顾”

　　就现在的综合国力而言，没有一个地方或寺院能够办起一所堪与海外佛教大学相媲美的佛学院，但我们可以通过调动全国的力量，逐渐做到这一点。中国大陆现有二、三十所佛学院、研究所、培训班，中国佛协虽然早就提出要建立一个高、中、初三级佛学院的教学体系，但用行政手段加以一刀切的做法，事实证明并不成功。这里固然有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尾”的心态，但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并未建立起使各地真正心悦诚服的佛教最高学府。我们设想用“公办”和“民办”并举的方法，以确保重点，普及面上。所谓“公办”，就是在现行的佛教协会体制下[24]，集中全国佛教界的财力、物力，调动教内外、海内外的师资、教材等资源，重点办好一所中国佛学院，一所全国性尼众佛学院，一所全国寺院执事进修班，一所佛协干部进修中心。

　　所谓“民办”，就是由各地、各寺院整合民间资源，或与世俗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各种形式的佛学院、研究所、培训班。不是在行政上硬加干预，而是按照教育规律进行宏观调控。比如，通过教学质量评估，统一招生考试并由考生填选志愿等手段，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机制。在这种竞争机制下，将促使一些地方佛学院在培养对象、教学重点等方面向专科方向发展，办出人无我有的专业特色，逐渐形成台、贤、禅、净、性、相、律、密等参学中心，而不是在现有“小而不全”的低水平上轮回。地方、丛林和民间力量办学，在当前已经蔚成风尚。“民办”院校不仅仅是佛教协会“公办”院校的合理补充，很可能会在新的形势下，以更有力的投入和更灵活的机制，成为“公办”院校的竞争对手。随着佛教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各种“民办”院校有可能会在互助互利的基础上形成股份制式的联合。若果能如此，不仅会为中国佛教教育走出新的路子，也将会深刻地改变现存的教团体制。在我看来，已故的赵朴初居士和妙湛法师创办佛教大学的遗愿，更有可能采取“公私兼顾”的方式，甚至在“民办”的基础上率先实现。

　　（三）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上“因材施教”

　　佛教教育涵盖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生源与培养目标不同，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当然也不能简单划一，只能根据整个佛教事业对人才的需要和教育对象现状，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现在仿照世俗教育的初中、中专、大专以上三级学制来安排佛学院的教学，事实证明并不成功。一则现在的教学水准达不到世俗学校的标准；二则即便达标也存在着以世俗学校的标准挤兑或冲淡佛教标准的危险，使“学修一体化，学院管理丛林化”的要求成为一纸具文。在学僧的信仰素质和文化水准都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千篇一律地开设外语、文史等课程，其负面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这与佛教教育中模糊了宗教标准而过多地考虑旅游接待等世俗功利目的有关。如果我们承认佛教教育应以信仰标准为核心的话，那只能根据戒定慧三学的程度来编定学制，适当参考世俗学校的教学形式。“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确保修行的基础上，对一小部分品学兼优的学僧，采取自学、选修等方式，修读一部分世俗大学的文史课程乃至攻读研究生学位。但这仅是僧教育中的偏锋，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在社会、文化层圈中展开弘法活动，并为将来创办佛教大学积聚师资力量。

　　即便是世俗教育，也并非仅限于全日制学校一途，现代社会的发展更有重视非学历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之趋势。佛教教育必须突破现存模式，更多地采用学分制、选修及免修、跳级与留级、院际参学与访问学者制度、网络教学、自学考试、业余夜校、函授刊授、短期进修、上岗培训、委托培养等形式。过去，佛学院因生源的文化素质偏低，所承担的教学内容有相当部分属于文化补习的层次。现在，随着生源素质的逐步提高，僧前教育和文化补习等职能，必然要从现在的佛学院转移到居士教育、行童教育上去，并扩散到社会的佛教文化教育等层面上。

　　（四）在教学评估和人才使用上“名实相符”

　　通过全国佛教界权威机构的考核、评估，使上述开源分流、公私兼顾、因材施教的措施落实到实处。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法师、禅师、律师乃至三藏法师，这种尊号绝不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所能照顾安排的。历史上封建帝王滥封师号、滥赐紫衣乃至钦赐戒腊，导致上层僧侣的腐败，加速佛教的衰退，这个历史教训应引起严重注意。教师的聘用、学生的录取、教材的选定、重点的确立、尊号的授予，都需要有一个统一权威的标准，才能使名实相符、十方宾服。可以考虑吸取汉传佛教“试经度僧”和藏传佛教“辩经制度”的长处，不管有没有上过佛学院，用考试的杠杆举贤任能，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各级佛教组织和机构的领导岗位。实行考试制度的前提，必须要有最基本的课本和读物，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佛书出版和佛教刊物的繁荣，并使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在制度上落实下来。

四、成立佛教教委有无可能？

　　十年前在上海“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下设“教材编审委员会”。当初成立的本意是一个起规划、评审、咨询、协调作用的机构。在组织形式上，“教材编审委员会”可以说是从近代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之前身）获得灵感。1993年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又成立了佛教文化教育委员会。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自上而下的“公办”形式在实践中证明无效时，能否考虑以自下而上的“民办”形式，然后再以“公私兼顾”的方式，重组一个由全国佛教教育单位共同参加的权威机构——“中国佛教教育委员会”？

　　笔者在《关于协调中国佛教教科书出版的建议》[25]和《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26]中，对于这个机构的具体运作已有论议，现再整合为以下意见：

　　（一）展开教学调查和学科评估

　　这个调查包括现有佛学院和研究所，拟议中的居士教育，亦可延伸到世俗大学的佛学课程和人才培养。调研内容为各种佛教教育形式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需求，师资力量和教学方式，以及海内外佛教图书和教材的出版情况等三个方面。建议采取如下方式：

　　委托中国佛学院和办学效果较好的二所地方佛学院，在本院的办学实践基础上，调查海内外同类佛学院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材配置和学生状况，分别提交初、中、高三级佛教教育的教学大纲草案。可参照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做法，下拨课题研究经费。由被委托的单位组织相应的课题组，按协议规定的要求按时完成调查报告。这种调查必须有量的分析，吸收电脑编程人员参加，将调查结果输入数据库，使规划佛教教育建立在一个比较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调查报告作为科研成果，并印发各佛学院和教材编审委员讨论。以这种委托调查为主，“教委”亦可同时或在这之后，组织专家调查组作专题调查；亦可与有关出版单位的图书市场调查结合起来。上述调查应能解决如下问题：

　　1、将各院校共同的教学效果较好的现行教材确定下来，由有关出版单位作为常备书目，保证供应。

　　2、在各院校自编、自选教材中推荐优秀者，经“教委”讨论通过，优先出版，供全国佛教教育单位选用。

　　3、在教学调查和学科评估基础上，推举各门课程的优秀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奖励教学科研经费，并采用录音、录像等电化教学形式，以提高各院校的教学水平。

　　4、找出各院校共同存在的教学弱项和学科缺门，集中全国力量共同攻关，在若干年内，确保各院校有最起码的课程配置和教学用书。

　　5、发现并推荐教内外各界佛学研究和教学人才，礼请参与教学或教材编写工作。

　　6、根据轻重缓急和自身财力，积极稳妥地引进海外优秀佛教专著和教材。

　　（二）举行教学研讨活动

　　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和强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结合重点学科的建设，由“教委”出面主持，每年寒暑假在各佛学院轮流举办教学研讨班，时间从半月到一个月不等。聘请海内外、教内外公认的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主讲，学员主要为各佛学院青年教师，并向主办学院的高年级学员开放。不搞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讲座，在佛教概论、中印佛教史、各专宗专论和基本经典上，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进行讲授和讨论。每次解决几个教学难点，每次都使学员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几年下来，可以使现有的师资水平提高一截。这种研讨班又同重点研究项目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学实践上去。现场录音录像经出版单位剪辑制作，可发行到各教育单位。同时在各佛教刊物上开辟“佛教教育”专栏，对教学上的问题进行讨论。逐步过渡到创办一份《佛教教育》，成为全国各佛教教育单位的共同园地。

　　（三）主持、评审、委托课题研究

　　主持重大课题研究，“重大”者，指关乎佛教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当前最急需的基本资料，工作重点在“重”而不在“大”。由上述课题再派生出大量中间成果和分枝课题，以评审、委托研究的方式吸收教内外学者参加。

　　1、基本资料　经过二十多年教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最近七、八年电子佛学资料库建设，我们已经拥有大藏经和基本工具书的电子版本，学术论文和文章的电子文本亦遍布各个佛学网站。继中华书局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四大卷和金陵刻经处的《藏要》三大辑之后，在印刷文本上，现在也可以为教内外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着手建立一个中型的基本资料库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在近年内重点抓几个基本资料项目，诸如《佛典枢要》、《藏要新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当代佛学论藏》等。

　　2、基础理论　“教委”自身要主持重点项目研究，对宗教学上重大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澄清社会上对佛教的误解和偏见，考察佛教在中国的盛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当前可考虑的主要选题有：《宗教学原理》、《比较宗教学》、《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发展史》等。

　　3、专题研究　按佛教教育圈逐层开展，“边缘性”、“交叉性”的课题将会越来越多。可以研究基金的方式，委托教内外学者撰著、编译。再加上经学科评估确定的优秀教材和重点项目派生的有关课题，在确保重点的前提下，大体上可以涵盖佛教教育三个层圈。

　　（四）组织教学考核与人才考评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译场讲学”、“丛林熏修”、“专业院校”这三类佛教教育模式，在今天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涉及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适用于宗教、政治、学术三种标准。学制不同，办学力量又出自不同方面，需要有一套权威的考试制度和相应的题库。现在，可以先从“译场讲学”和“专业院校”这二类模式入手进行试点。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寺院，形成一个良好的佛教教育内外部环境，才能对佛教教育的终极宗教目标，真正起到烘托和拱卫的作用。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室主任 王雷泉教授

　　注　释：

　　[1]《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部分内容以《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佛教教育的宗旨与目的》为题，刊于《浙江佛教》创刊号，1993.2。全文正式发表于《佛陀教育》（新加坡），1999年第2—3期。

　　[2]极而言之，净空法师把佛教称作是佛陀的教育，佛陀是大智大觉，“所以佛陀教育就是智觉宇宙人生的教育”（释净空：《认识佛教》，1990年讲于新加坡）。

　　[3]用佛陀化导众生的教化方式四悉檀来说，为达到破除一切语言戏论，直契诸法实相之理的“第一义悉檀”，有如下三种对机说法的教育方式：（一）“世界悉檀”，即以世间一般之思想、语言、观念等事物，说明缘起之真理，令凡夫喜悦而得世间之正智；（二）各各为人悉檀，即应众生各别之根机与能力，而说各种出世实践法，令众生生起善根；（三）对治悉檀，即针对众生之贪瞋痴等烦恼，应病予药，为灭除众生烦恼与恶业之教。

　　[4]王雷泉、程群：《中国佛教译场的回顾与前瞻》，《法音》，1998.3。

　　[5]欧阳渐：《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王雷泉选编：《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95页）。

　　[6]据《唐会要》或《佛祖统纪》等记述，唐中宗神龙元年是诵《法华经》，肃宗至德二年是诵经五百纸，代宗之朝是经律论三科的考试，敬宗的宝历元年是令童子诵经百五十纸、女童子百纸，宪宗大中十年则依戒定慧三学，择有道性、通法门者。五代后唐的清泰元年开始则设讲经、禅定、持念、文章、议论五科，或是讲论、讲经、表白、文章、应制、持念、禅、声赞等八科。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的敕令，规定男子十五以上诵经百纸、读经五百纸；女子十三以上诵经七十纸、读经三百纸，完全是测验经典读诵能力的制度（高雄义坚著、陈季菁译：《宋代佛教史研究》第一章〈宋代的试经度僧〉，收入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47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8）。

　　[7]比如《高僧传》卷五：释昙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读书，二、三年中学兼经史。十六方许剃发，于是专务佛理，镜测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讲说。

　　[8]太虚讲，光宗、性觉、弘悲记：《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2册，第1—94页，大乘文化出版社，台北，1980。

　　[9]习凿齿称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10]南怀瑾：《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中国佛教发展史略》附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亦收入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0册《佛教与中国思想与社会》中。

　　[11]王雷泉：《丛林中的兵法——介绍〈禅门锻鍊说〉》，《丛林》，1998.3。

　　[12]王雷泉：《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佛教文化》，1998.1。

　　[13]王雷泉：《台湾佛教兴学热潮一瞥》，《法音》，1995.12。

　　[14]中国佛教协会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起成立“中国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和“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旋于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座谈会”，并相继制定评聘佛学院教师职称和规定佛学院毕业生待遇等相应文件。这二个会议，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佛教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次会议之前十年和之后十年，对佛教教育的理解和实践，基本上都局限于僧教育和全日制学校。

　　[15]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东初出版社，216页。

　　[16]蓝吉富：《台湾地区佛学教育所面临的若干难局》，《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111页。

　　[17]妙湛法师提交“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论文：《为抢救中国的僧教育而奋斗》。

　　[18]赵朴初讲话的原文是：“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开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在具足外缘的情况下所要解决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法音》，1992.3）“人才奇缺”的现象当然要从佛教内部，尤其是教团组织入手，但外部环境不尽人意也是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赵朴初当初所说的“具足外缘”，在今天看来还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19]“对宗教徒来说，如果认为宗教是一个趋向消亡的落后事物，其主要方面是消极的话，那什么事情都无法做好。名不正则言不顺，理不直则气不壮，气不壮则事不行。社会之所以需要佛教，就在于它是宗教，失去这一特点，从立足点上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王雷泉：《在中国佛教协会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大会发言》，《法音》，1992.3）

　　[20]比如用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种种社会职衔，评价衡量出家僧侣，坊间也就有“处级和尚”、“局级方丈”等笑谈。

　　[21]出家僧侣在国内外大学获取学位，亦成为时尚。

　　[22]这一模型基于教内外对一个世纪以来佛教教育实践的反思。参见王雷泉：《塑造主体与改造环境——佛教教育圈刍议》，《甘露》1992.3；《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佛教教育的宗旨与目的》，《浙江佛教》创刊号，1993.2；《论教材建设在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佛陀教育》新加坡　，1999年第2-3期。

　　[23]太虚大师的《建僧大纲》，在当时汉传佛教区域拥有几十万僧尼的情况下，提出建立一支拥有一万学僧（比丘僧）、二万五千职僧（菩萨僧）、五千德僧（长老僧）的新型僧伽之构想，对其余人员，经过培训充任佛教其他资生事业。

　　[24]1989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主任王新居士诚恳征询对佛教教育的意见，我曾直言提出三点：第一、在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中，将中国佛学院升高半格；第二、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并入中国佛学院，分别成为其研究生部和图书馆；第三、在国家教委未批准中国佛学院的学位授予权之前，与世俗大学合作，并申请这些大学的学位。十二年过去了，当年使王新居士面呈难色的这三条意见，至今仍是迂阔而远于事情的书生之见。可见，“公办”体制在现时代仍有其难以克服的瓶颈和盲点。

　　[25]载《法音》，1991.8。

　　[26]撰于1992.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