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精诚团结与佛教之调整

太虚大师法相（图片来源：资料图）

　　一

　　抗战之最后胜利虽已临近，然攘寇肃奸，犹待全国人民之加紧共同努力。至于建 成真正三民主义国家，以期能渐进大同之世，则前途固甚修远，尤须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全体一致的继续不断地以向前迈进，始克到达。凡是皆有需我全体国民，不分宗教男女阶级，实现精诚团结之力量，方能贯澈。万不容再循向来在宗教间有所隔膜歧视之故辙，以减低国内之集力与国际之同情。则一般国民对于佛教之观念及佛教徒对于国家社会事业之态度，均应有所调整，固亦为不能弃置或迟缓之一端也。

　　二

　　佛教从西汉之末传入中国，已阅二千年有奇，以六朝隋唐为全盛时代。经宋元明清以入民国，通都大邑，僻壤穷乡，仍莫不有佛教寺僧之弥布。不惟通俗习惯之风尚，都离不开佛教，而六朝唐宋来之文学、美术、音韵、医药、建筑等，亦无不有佛教之重要因素。其为宋元明清学术思想支流之宋明理学，尤富佛教成分。所以如著中古近古之学术思想文化史，必非抛弃佛教不顾者能有完满之成就。且六朝隋唐间佛教徒发挥其大乘救世精神，表现为服务国家社会之实际行事者，亦殊彰彰明甚。则一般国民宜于佛教皆有正确之认识，而不失相当之尊重矣。

　　然自汉至宋之道教──缪凤林君所作“中国民族之文化”一文中，谓“道教可说吾国汉代以后，产生的唯一宗教了”。然研究道教史者，皆知其经典仪制与组织，无一非袭取佛教，祗能说是傍依佛教而成立之杂教。对于佛教不断的诬谤摧灭，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之难──三武谓魏武、周武、唐武，一宗谓徽宗──，都系道教之所构成。南宋以后道教的排斥佛教虽息，而唐宋来以儒家为标榜之文人韩愈欧阳修辈，理学先生程朱辈，又树立起排斥佛教为夷狄为异端之旗帜。加以历朝君相，一方只重视佛教为心性修养之术，一方利用佛教为神道设教之具，张报应祸福之说，混同道教及习俗上之天神地祇人鬼物魅等迷信，骇慑愚民。由此迫使佛教之高者，隐伏山林，专事心性修养，惟有极少数功成身退之卓识士夫，得以接近;而多数之士子，守“非圣贤书不读”之戒，狃夷狄异端成见，既不曾略窥佛教教义之内容，遂摭韩、欧、程、朱辈余唾，詈为蠹国病民，灭伦逃世。或依末俗流弊之状，播为小说歌曲等文字，毁则奸伪淫盗，誉则神怪灵异;演作戏剧，则虽贩夫、走卒、村妇、顽童，亦靡不谬种流传矣。由是国人之对于佛教，信之者则隐居静修或神应灵感，诟之者则异端灭伦或奸邪盗骗，不出于此两途矣。

　　清季民初以来，耶稣教之传布，西洋化之输入，更将佛教徒之隐居静修斥为消极，神应灵感呵为迷信，一概抹煞为妨碍强国富民之害群分利份子。凡少壮人士都以佛教寺僧为无用废物，乃提倡化无用为有用，开办学校或举行地方警卫等新政，莫不纷纷以占寺毁像提产逐僧为当然之事。入民国后，以寺宇驻扎军警，更属无处不然。由是国内外观瞻所系之大都市，亦鲜有一整肃庄严之佛寺存在。虽有佛教僧尼及信佛男女极力呼救，曾不足一动少壮军政学绅之顾盼，以轻视鄙视佛教僧众信徒之观念，久已养成习惯心理，根深蒂固而不易摇动也。

　　近二十年以少数缁素佛徒之宣扬教义，兴办僧学，遂令一部分智识阶级之散居党军学各界者，渐知佛教真理，生起信心。复以边疆问题之研究，深识尊重佛教有关蒙、藏、康、青之内向。又知日本以我国摧毁佛教为口实，在我邻近之缅、印、锡、暹等佛教友邦，作对我同情之破坏。故近年来对于蒙藏佛教领袖之章嘉、达赖、班禅等颇表尊崇，对于国内佛教僧寺亦屡布保护法令。去年并聘余组织佛教访问团，访问缅、印、锡、暹、越诸佛教盛行邦国，增进国际间对我之好感。然习成之观念既深，遽难骤改，中枢及各地之首长，虽示提倡赞助，而中下之豪强狃于故智，占寺毁佛提产逐僧之事，仍随处随时发现。见于报章杂志等轻蔑佛教文字，亦仍每每流露于不知不觉间。例如朱炳海君于西康开发问题，指：“人文的障碍为佛教流行，新教育发展的障碍为喇嘛，对于青年子弟的吸收力太大，而针对之策则为铲除喇嘛之势力”。曾不思就喇嘛佛教为推进教育之基础，必欲锄而去之为快，一若喇嘛与佛教均为不可与同中国之物，抑何与中枢以尊崇佛教为巩固边疆政策相刺谬之甚耶?又如本人率佛教访问团向缅、印、锡人宣扬佛教，兼阐明我国抗建之真相，颇能袪除各国佛徒对我之误会，增进国际之同情好感。逮至新嘉坡还作同样之宣传，而华人所办之星洲日报，竟指宣传佛教为违反抗战国策;辟除流俗“混佛同神”，为诋呵先贤。反之谈及抗建，则又以“政治和尚”为讥者，旧观念锢蔽之深可知。他若以“佛动心”标题之春药广告大登特登，以主张“毁灭佛教之文素臣”编成戏剧，摄为电影，大演特演。试思此种讥谤，设如加于回教者，其将演出若何之事变。凡是皆足刺伤佛教徒之情意，俾国际佛徒对我发生反感，边疆佛徒心怀疑忌，内地佛徒寒胆丧气而不敢为公服劳者也。由此欲达到边疆佛徒的真诚向内，内地佛徒的献身为公，一致精诚团结以成抗建之大业，并引起国际佛徒同情之助以为共进大同之基点，必须调整国人向来歧视佛教轻蔑佛教之观念，使有以澈底改变。并于较大城市，至少能保全庄肃严净之一二完整僧寺，表现崇高伟大之佛教精神，以供当地佛教信徒之崇仰，及边疆与国际佛徒互相往来之瞻敬。然此决非中枢或省县一纸政令所能收效，必须将小中学一般国文读本中诋非佛教文字，易为概略说明佛教之文字，使唐、宋、明、清季来谬说，不复流毒于青年学子。又须一般报志记者与文艺作家，共为导令佛教徒精诚团结之需要，不写刺伤佛教徒心意之文字，而一般书店亦不再印售讥毁佛教之旧书;并将民间演唱之电影、戏剧、歌曲，检改其丑诋佛徒之部分，庶一般雅俗人士均能调善向来对于佛教歧视轻视之观念。而复发施护持并整理佛教寺僧之政令，始可推行无阻，每一都市城邑必有一完洁之佛寺，亦自易实现矣。

　　三

　　然调整国民对于佛教之观念，同时调整佛徒对于国群之态度，乃能实际收效，坚固安稳;否则佛徒本身之不臧，必难免引来他人之攻击。而态度之改善，首先应知潜隐静修，乃唐宋后中国佛徒被迫自全之一途，并非六朝、隋、唐、时或藏、蒙、缅、锡、暹、日等地之佛徒皆是如此;在彼或为极少一部分佛徒深造修证之一阶段而已。因果报应固为佛教之基本大法，然法义精确，将以导人心之向上，趣进善之修途，而绝非眩求灵异专勤死后之谓，此乃专制时代君相以神道愚民所导成者也。凡此皆非佛教建立三宝利济群生之本旨，故今后应以增进民德发达人生为正务，根据真确之教理，适应时代所需要。

　　由此应知住持佛教之僧寺，乃为敬崇佛仪，保存流传讲研阐扬佛陀之法义，安处研学修习宣布施行佛法之僧团，以深入遍入广大之群众，化导救济，拔当前之苦，与恒久之乐，用适宜此时此处之种种方便，实现佛陀之大慈大悲于人世者也。而此时此处实现慈悲之适宜方便，莫逾攘寇拒侵，建国保族为最急，故应与全国民精诚团结而共赴抗建之业;非然者则失去存立僧寺之意义，必将溃颓而使佛教亦因以灭亡。此我佛教之寺庵僧尼所皆须朝夕干惕以策励身心者也!

　　故寺庵宜如缅、暹唯供教主释迦牟尼佛，或如锡兰兼供弥勒菩萨为最善，最低限度亦必须除去不见佛典无关教史之像设，不使成为流俗鬼神陈列所，以肃惑乱，以正信仰。而经典亦不专以唱诵为事，尤须讲习研究，多闻正解，如理实行。而唱诵尤必以列法藏见佛史者为限，俗传讹误应尽扫除。至僧团本为住持佛法而设，非鳏寡孤独盲聋哑残贫病灾难之救济所，或凶恶顽强之感化所。此等救济或感化所，虽均为佛教之所应设，然应正名为救济所、感化所而施行施济;不应容许混入僧团，使僧团分子素质降低，驯致整个僧团堕落，而佛教亦因以沦陷。故今后必应停止剃度女尼二十年，并严限非高中毕业男子，正解正信佛法者不得剃为僧，以清其源。尤须确立剃度专学实修之程限，训练成真能住持佛法之僧宝;对于原有僧尼严密淘汰，不妨以大部分寺庵改为佛教之救济所与感化所而收容之，以洁其流。汉地八十万僧尼，虽使减为仅存四万，犹逾于现今之滥杂低能也。

　　教风正而寺僧整，则佛教骨干主脑立;而独待筋脉之布达，血气之流畅，肤肉之充实，毛甲之丰满，耳目口鼻之毕备，脏腑手足之尽具，乃成完美的全体，而可施展其大用。故在家男女信徒多多益善。军警政法农工商学，从随喜结缘以至受三皈、持五戒、守八斋、行十善，希圣证而习九定，发大心而修六度，达二空而自觉，弘四摄而觉他：文化生产教育慈善，莫非应作之本务，经济政治国际外交，莫非应行之达道;乃至促社会进步，造世界和平，发达人生之德能，由完人而超人而超超人，开展宇宙之功用，由秽界而净界而妙严界;自外达内，由浅到深，譬由须发以逮心肝，疏亲重重，合当其体，各彰其用，是为参天地化育，露法界全身。而当下之重心点，亦即为抗建之努力，更以造成佛化的家庭，严密佛徒的组织为基本。

　　上述佛徒态度之调整，即发大乘菩萨心，学大乘菩萨行，而调整成大乘菩萨，以之而救国救民救人救世是也。固能如此，则国民之观念必能成善，而国际之感情亦自然转好。由实现全国民一致之精诚团结，以驱顽寇，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之世，以达天下为公，而佛教徒亦得成为重要因素之一矣。愿我国民注意之!愿我佛徒黾勉之!(见二十九年大公报七七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