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友好周边关系 佛教外交大有可为

今年9月出访印度期间，习近平主席赠送给印度总理莫迪的《玄奘之路》电影纪录片 （图片来源：资料）

　　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对我国实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习近平主席曾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位于南亚、东南亚的我国周边国家，大都是佛教盛行的国度，如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以及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而自两汉之交佛教东传中土以来，历经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中国各古代政权与南亚、东南亚历史上的许多古国进行了长期、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交流。如以今日柬埔寨为中心的扶南国，于公元484年与503年先后派遣使者与博学沙门僧伽婆罗、曼陀罗仙携带许多梵本佛经及象牙塔、珊瑚佛像前来南朝奉表贡献，其后在建康翻译出十余部佛经。再如位于今天缅甸的骠国，沿古代西南丝道赴长安敬献佛教音乐，受到热烈欢迎，在唐代外交史上留下佳话。当下，由于政治、经济、领土之争等种种因素，使得我国与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在这一形势下，佛教文化由于具备共同的基础，有望成为新时期人文交流的纽带。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长达1700余年的佛教文化交流史，推进了各国民众之间的联系、往来，留下了许多佳话。这一历史过程启示我们，在我国南部周边地区开展佛教外交在当前的形势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可以起到3个方面的作用。

　　纽带作用。纽带，能将人们无形地连接在一起，即使时光流逝，即使相隔万水千山，亦能保持亲密关系。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日本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渗透，仅2013年1至8月，日企对东南亚国家的并购项目投资总额为7403亿日元，达到了2012年同期的13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资金规模上均创历史新高。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入实施，美国将加大力度介入南海争议，由幕后走向前台。领土争端与经济利益之争将使我国南部周边的外交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存在利害冲突的各方，如果要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往往更需要能维系各方的纽带。从佛教对南部周边国家影响力巨大这一视角出发，对南亚、东南亚国家开展佛教外交，延续底蕴深厚的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将能发挥纽带作用，使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逐步建立起命运共同体意识。近年来开展的一些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武汉灵泉寺大愿法师曾和柬埔寨、越南、泰国、斯里兰卡等国佛教界一起，于2011年和2013年分别在柬埔寨吴哥和斯里兰卡康提举办了两届 “亚洲佛教文化节”，盛况空前。2009年，泰国王室六世基金会邀请深圳弘法寺在泰国普济岛创建中国寺院；2012年，泰国国王向深圳弘法寺印顺大和尚颁发了泰国华僧大尊长的证书，这是泰国政府首次向中国大陆大乘佛教僧人赠送僧职，反映出两国佛教界关系进一步密切。

　　亲和作用。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民心的亲近无疑将对国家之间的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产生显著影响。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曾说：“如果得不到各国政府的支持，我就会去寻求各国民众的支持。然后支持我的各国民众会让他们的政府改变主意。”而民心的亲近缘自于理念、信仰的共鸣。有共鸣就有交往，只要人民与人民的往来更加频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周边许多古国有佛教信仰上的共鸣，这些国家纷纷上书称赞中国佛教，并向中国进贡舍利、贝叶经、佛像、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礼物，从而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

　　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观念，在以佛教为国教或信奉佛教的民众占大多数的国家之间，能够引起的共鸣则尤为广泛与深入。由于民心的作用，将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一系列的促进作用。比如泰国佛教的影响几乎深入到每一个领域。泰国佛教徒众多，举行国家庆典，都要恭请僧侣诵经赐福。外国驻泰使节出席泰方的活动，也都是僧侣诵经在先。那么，对泰国开展佛教外交，对于加强两国民众的友谊、维护社会安定祥和、和平协商各类争端等，都是大有裨益的。

　　近年来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例如2013年在云南大理召开的主题为“慈悲与智慧的立交桥”的国际论坛期间，斯里兰卡佛教界有多位代表参加，并向大理崇圣寺赠送了一尊颇有特色的佛像。而论坛期间热烈而又诚挚的交流探讨，则更进一步巩固了两国民众自古以来的友情。

　　引领作用。历史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交往中发生的许多事件，不少是先通过佛教文化交流发生作用，然后引起国家政权的注意，再上升到官方外交层面的。例如著名的唐僧玄奘（602－664年），系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由长安出发，历尽艰辛，于贞观十年（636年）到达印度。在十多年的留学期间，玄奘获得了印度国王的礼待，降服外道，声震五印。他还在印度宣传中国文化，印度戒日王专门请他将中国的 《道德经》译成梵文。印度国王特地托他致书中国皇帝，要求两国修好。

　　开展佛教外交，还可以引领许多相关领域的交流活动的开展。例如可以佛教文化交流为契机，开展旅游、慈善、环保、健康等民众关注度甚高的领域中的民间外交活动。近年来，印度表现出了利用国内丰富的佛教历史遗迹，通过复兴佛教开展佛教外交和发展旅游业的意图。2002年，当位于释迦牟尼成佛地的菩提伽耶大觉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印度政府就抓住时机，一方面主办佛教旅游会展，主持召开关于佛教与旅游的国际会议，另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开发佛教旅游资源，把发展佛教旅游作为塑造国家品牌的一个重要战略。

　　开展佛教外交也有助于引领宗教对话的开展。在南亚、东南亚区域，尽管佛教国家占主流，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等，信仰基督宗教或伊斯兰教的信众占大多数。不同的宗教信仰根植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结构和不同的价值观念。目前国际上的许多冲突都可以归结为宗教的冲突，或者是宗教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正如神学思想家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汉斯·昆所说的：“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

　　佛教理论中蕴涵着十分深刻的和平内涵，贯穿着慈悲、无我、平等、圆融的理念。在与我国南部周边国家开展佛教外交活动时，应积极倡导佛耶对话、佛伊对话，关注局部战争、地区冲突、生态环保、民族矛盾、恐怖主义、种族歧视、邪教猖獗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在交流、对话、沟通中，促进理解、增进友情、化解历史矛盾、消除心理隔阂，形成我国与南部周边各国外交关系的良好局面。

　　原标题：佛教外交在促成与南部周边国家良好关系方面大有可为(许淳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