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课诵的最早记载，见于《吴书·刘繇传》附记后汉笮融的事迹里，该记说：“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坐断三群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这种课读，当是随著西域等地的佛教翻译家们传来的。在《法华经·法师品》里有：受持法师、读经法师和诵经法师就是明证。唐玄奘译的《大唐西域记》里也说到卑钵罗石室设坛念诵的故事。在东晋《高僧法显传》中，记述古代斯里兰卡佛牙出行礼拜念诵（法事）的盛况云：“狮子国（斯里兰卡）……佛齿，当出至无畏山精舍，国内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严饰巷陌，……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九十日，乃还城内精舍。”以礼拜念诵为主的种种法事，昼夜不停，同我国宋代以来丛林下的九旬胜会和一些地区的佛诞等节日有类似之处。唐玄宗曾经诏不空诵《仁王经》，代宗“敕百沙门于禁中念诵谓之内道场”，又敕“灌顶道场，选沙门二十七员，为国长诵《佛顶咒》（《佛祖统纪·祈祷灾异》）。朝廷如此提倡，寺僧如何当可想见。《佛祖统纪》卷五十三在《持诵功深》条下，列举了从东晋安帝（397—419）到赵宋光宗（1190—1195）历七百余年道俗念诵佛经的突出事例十九起，可见，提倡课诵，历史悠久。

　　古代印度和印尼等国佛教流行的地区，普遍讽诵马鸣所作的赞佛诗歌（《佛所行赞》）。他们认为该诗字少义多，能使“读者心悦忘倦”（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赞咏之礼》）。这相当于我国的赞呗念诵。

　　我国曹魏陈思王诵读佛经，“制转赞七声旻降曲折之响”，又作《鱼山梵》（亦称《鱼山呗》）六章，“纂文制音，传为后式”（《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呗赞篇》）。

　　古印度讽诵佛经是奉行的“三启”仪制，首先颂扬马鸣所集的赞佛诗文，其次正诵佛经，然后陈述回向发愿。全过程是“节段三开”，所以叫做三启。“经了之时，大众皆云苏婆师多”，“或云娑婆度”（同前《赞咏之礼》）。这种“三启”式的念诵法，就是我国汉地古今法事念诵的基本仪制。举行任何一堂法事，总是安排先赞（或《香赞》，或《赞偈》等），次文（经咒本文、有关仪文等），末了回向发愿（或偈或文，或偈文兼举）这种基本形式。只是尾码的大众同声念苏婆师多或索婆度，在汉地念诵仪里少见，但也有某些法事的文末称“善”或“善哉”的。娑婆度就是善哉之意。苏译为妙，婆师多译为语，意思是赞叹经文为微妙语。

　　我国的念诵仪制始创于东晋道安，他制僧尼轨范三则：一曰行香定座上讲之法（即讲经仪）；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即课诵斋粥仪）；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即道场忏法仪）。这三条对佛教的影响极为深广，为后来各种法事议制的开端。宋明以来寺院逐渐普遍奉行的朝暮课诵，当亦导源于此。

　　南朝梁代就有到舍宅为寺“别营小室，朝夕从僧徒礼诵”的记载（《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释教部》）。唐百丈怀海“别立禅居”，“合院大众朝参夕聚”（见《景德传灯录》卷六附《禅门规式》）。《大宋僧史略》卷上《别立禅居》条下更引伸说：百丈怀海“有朝参暮请之礼，随石磐鱼为节度”。元朝廷令百丈山德辉编订《敕修百丈清规》的《殿钟》条下载明：“住持朝暮行香时”鸣钟七下。同书《磬》条下又载：“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时”值殿者鸣磬，“大众看诵经咒时”鸣磬。可见禅僧修行，此时已具备朝暮课诵的雏形。在北宋《崇宁清规》和南宋《咸淳清规》中还属阙如。不过，后来《朝暮课诵》所定的内容，包括晚课《蒙山施食》在内的大部分，全是宋人分别集、撰而成，这可说明当时已有某些寺院，甚至某些地区实行早晚课，只是还不普遍，所以直到宋末的《咸淳清规》里还没有明确的反映。明清之际，朝暮课诵渐趋定型，奉行的范围遍及各宗各派大小寺院和居家信徒，成为所有丛林必修的定课。例如，明通容编《丛林两序须知》规定：首座“早晚课诵勿失”、书记“早晚随众课诵”和监寺“早暮勤事香火课诵勿失”等等。莲池的《云栖共住规约》上集末规定：“晨昏课诵，不得失时偷懒，违者依例罚钱十文。”同书附集《学经号次》条下又有“晨昏”定课的规定。清仪润的《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八等更明确了早晚课诵的具体内容，并在《禅堂规约》条下规定“行坐课诵受食出坡等不随众者罚”。

　　古代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也有课诵的规定，但与我国不尽相同。唐义净在记述那烂陀寺的礼诵时说：“那烂陀寺人众殷繁，僧徒数出三千，造次难为详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随时当处自为礼诵。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导师，每至哺西（下午三到五时），巡行礼赞。净人童子持杂香花，引前而去，院院悉过，殿殿皆礼。每礼拜时，高声赞叹，三颂五颂，响皆遍彻，迄乎日暮，方始言周”（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斯里兰卡的“坎第”胜区，当地常常有人于鸡鸣时攀跻高峰瞻礼佛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