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吐蕃时期各种艺术流派并存阶段（公元7世纪初至8世纪中后叶）。这个时期，由于自松赞干布以来实行的文化开放政策，印度、中原内地、尼泊尔及于阗等周边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都涌入吐蕃社会。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在吐蕃同吐蕃传统的苯教文化进行不断的接触和碰撞，各种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实体都在试图争夺其文化意识形态一统吐蕃的地位，由于兴佛和兴本势力的均衡，形成了这一阶段佛教和苯教文化艺术共生并存、各放异彩的局面。著名的桑耶寺就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在其艺术作品中，吐蕃传统特色和城外地区风格兼备。据文献，桑耶寺的三层主殿分别按藏族、汉族和印度三种艺术风格建造。主殿一层为藏式建筑风格，殿中央按藏式雕塑塑有释迦牟尼佛及其胁侍共13尊塑像。在释迦牟尼佛右侧塑有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喜金刚和三界尊胜明王，在左侧塑有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除障盖菩萨和不动明王。二层楼是按汉式建筑风格建成，殿中央塑有大日如来佛，右边塑有燃灯佛，左边侧塑有弥勒佛，前面塑有释迦牟尼、药师佛、无量光佛三尊佛像，左右塑八大近侍菩萨和金刚明王等。第三层系依印度建筑特色修建，主尊为大日如来佛，胁侍为八大近侍菩萨、十方诸佛、不动明王和金刚手等塑像。这一阶段多种艺术风格并存，犹如百花争研，为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藏传佛教雕塑艺术逐步形成阶段（8世纪中后叶至13世纪）。这段时期，由于佛教在赤松德赞后半期逐步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佛教文化在西藏逐步得到弘扬。虽然在朗达玛时期佛教受到遏制，但经过一个世纪，佛教先后从青海和阿里地区再一次进入西藏。此时期雕塑体现出印度佛教雕塑同西藏传统雕塑互相融合的特征，藏族艺术家开始吸收印度艺术风格，印度佛教艺术也正在寻求西藏化的过程。从托林寺、古格遗址等地遗存的雕塑艺术品来看，波罗艺术风格和克什米尔艺术风格比较明显，追求崇高、静穆的美学意境。立像多为三折枝造型，宽臀细腰，乳房高隆。佛祖头发式呈波浪形，宽额高鼻，眼大唇薄，追求三十二相好，八十种随形好；菩萨庄严持重，轻罗透体，袒露双肩、束髻宝冠，满身驯饰，十分华丽。藏族艺术家尽管在追求佛教造型艺术和本民族雕塑的完美融合，但佛教艺术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因而免不了在早期实践中偏重于模仿。

　　（3）藏传佛教雕塑全面成熟阶段（13世纪至15世纪末）。这一阶段，西藏正处于藏族封建经济和文化上升时期，各封建主倾心于扶持教派，广修寺院。著名的昌都寺（1347年建）、甘丹寺（1409年建）、哲蚌寺（1416年建）、色拉寺（1418年建）和江孜白居寺（1418—1436年建）及日喀则扎什伦布寺（1447年建）等寺院都修建于此时。藏族艺术家们对印度、祖国内地和尼泊尔佛教雕塑的风格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把它们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创作了一大批精美的作品，风格古朴、粗犷、深邃、丰满。与早期的印度、尼泊尔雕塑的影响相比，此时期的雕塑更具有元代以来宫廷雕塑的强烈遗韵。人物造型基本上再也见不到印度艺术的原型，高鼻薄唇、椭圆形的脸面已开始被藏人熟悉的一张张面孔替代，尤其是在高僧大德造型的刻画上，尤为如此，表情更加刚毅自持。菩萨的三折枝造型已不多见，而是更加端庄、稳健，注意传达内心情感，以形写神，神形兼备，充分展示出藏族雕塑家杰出的艺术才华和藏族固有的民族雕塑传统。

　　（4）藏传佛教雕塑的逐渐繁褥和华丽阶段（16世纪以后）。16世纪以后，藏传佛教的雕塑风格逐渐倾向于世俗化、程式化、理性的神秘化和装饰的繁缛华丽化，人物的雕刻更加精细，注重装饰。密宗的雕塑则更加追求佛教教义理念中的神秘色彩，造型圃于传统，没有较大突破。这一阶段的佛像装饰艺术大大超过以前，其富丽豪华程度，精雕细琢工艺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但从整个艺术性而言，缺少13至15世纪那样丰富细腻的情感传达和个性刻画。虽然也不乏神形兼备的杰作，但已经不能同全面成熟、鼎盛时期相比。

　　藏传佛教雕塑种类繁多，质地不仅有金、银、铜、合金等各种金属雕塑，同时还有泥塑、木雕、石刻、酥油花等各种圆雕、高浮雕和浅浮雕作品。其中，泥塑、金属雕塑和石刻最为常见，作品数量也最多，为藏传佛教雕塑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