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

　　莫高窟所在的敦煌绿洲，在汉代以前，曾为大月氏人部落所居住，常受到匈奴人的侵扰。汉武帝发兵将匈奴逐出河西走廊后，于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在河西建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又从武威分出张掖郡；从酒泉又分出敦煌郡。为了巩固汉王朝在河西四郡的统治；同时也为了保护汉通往西域的通道，汉武帝将长城从阴山往西，一直修到了敦煌郡的西北面，并在敦煌的西北面设置了玉门关，在郡的西南面设置了阳关。由此敦煌成为通向西域的西大门，东来西去的使者、僧侣、商队，都要在这里颁发〝过所〞，或休憩、或贸贩。故自汉魏以后，敦煌便成为“华戎辐辏”、中西交通的枢纽之地；中西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这就是莫高窟能出现在敦煌的历史背景。

　　魏晋之际，“世居敦煌”的着名高僧竺法护，八岁时就拜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其时约在曹魏正始五年(西元二四四年)，这表明，佛教初传中国时，敦煌便是佛教传播的据点之一。而莫高窟的开凿，则在十六国时期。 莫高窟在唐代盛时“计窟室一千余龛”，现存七百余窟，即南区的四九二个洞窟，都是有佛像壁画的供养佛窟，保存较好；北区的二四三个洞窟多是僧房窟、匠人居住窟或瘗窟。

　　莫高窟自十六国时期开始开凿，直到元朝，前后几近千年，在佛窟的形制上呈现出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第一种是早期的禅房窟，如二六八窟，甬道式佛窟后部塑有佛像，窟的两侧各开二小禅窟，稍晚又将甬道扩大成殿堂，堂两侧各开四小禅窟，如西魏的二八五窟第二种是中心塔柱型，塔柱四面均开有佛龛，供信众绕塔观像礼佛如北周的四二八窟。第三种是殿堂式，后壁开佛龛或壁前置佛坛，四壁为佛经经义画，如盛唐的四五窟。第四种是二进加窟檐式，分前、后室，前室加木结构屋檐，塑天王、力士像。后室有佛龛或塔柱式佛龛，四壁绘佛经画或千佛，如隋代初建、北宋乾德八年(西元九七O年)加修的四二七窟。

　　莫高窟的佛像雕塑，共有两千多尊，小者高十几公分，大者二、三十公尺。其形制有影塑、浅浮雕、深浮雕及通体圆塑多种，佛龛或佛坛上的通体圆塑佛、菩萨像有三身、五身、七身集于一铺，多者达九身、十一身，隋唐以来的雕塑，姿态表情各异，多能传神。巨佛的雕塑乃是就砂砾岩先凿成佛形，然后在石胎上泥塑，如九六窟通高三四、五公尺的唐弥勒大佛。

　　莫高窟现保存北凉至元朝的壁画总有四万五千多平方公尺，以佛教经义画为主体，其中有描述释迦牟尼生平的佛传画。其次一种是佛本生故事画，属于描绘佛降生以前、各式教化众生的故事。第三种是将佛经主旨形象化的经变画，阿弥陀佛经变、如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等。还有专门宣扬佛度化事迹的因缘故事画。此外，还有社会生活画，如河西节度使张议潮出行图、耕稼收获图。还有供养人佛像画以及各类藻井、纹饰等。

　　明朝以来朝廷将西部的国门收缩到嘉峪关，敦煌的僧俗人等悉数被迁往关内，莫高窟由此变为荒凉之区，掩没无闻。直到清朝中叶，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敦煌又恢复了昔日汉民的农耕生活，莫高窟才又成为人们崇信佛教的处所，间或也有少数游方的喇嘛暂住此地。

　　清光绪年间，有一位从湖北流浪至此的王圆箓道士，定居于此，借莫高窟及其寺庙来从事他的道教活动。然而，他却意外地发现了16号洞窟甬道北壁的“藏经洞”(17号窟)。

　　光绪廿六年(1900年)五月，王圆箓请人清理16号洞窟甬道积沙后，发现北侧壁上有裂痕，于是在五月廿六日凌晨，他剥开裂缝，发现这是砖砌的小门，便将其所砌砖搬开，却看到洞室里堆满了各种用白布包裹的一包一包各种古代的写本和印本的经卷；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和各类官私档案；文学及各种民族文字文献；共约近五万卷、号，其中佛经约占近90%，此外还有各种佛像绢画、供养绢画、佛幡及各种铜、木佛像等。

　　这是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写卷中有历史纪年最晚的文卷是《大宋咸平五年(西元1002年)敦煌王曹宗寿妇人泛氏造经录》，然而，在约十四种民族文字的写本中，没有西夏文、蒙古文文书。由此学者们对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作了种种推测，法人伯希和(P.Pelliot)认为是西夏人1035年占领敦煌前的封闭；斯坦因(A.Stein)推测为佛物废弃后的封存；日本关百益文认为是基于伊斯兰教的哈剌汗国1006年东侵，佛教于阗王国被消灭的威胁而作的封闭。诸说中，恐怕以后一说较具合理性。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曾向敦煌县长汪宗瀚、安肃道道台廷栋并甘肃藩台报备，却没有引起这些官员的重视，同时也由于搬迁经费无着，只是下令王圆箓就地封存。然而，他的发现却引起了西方探险家们的兴趣。

　　1907年5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到莫高窟找到王圆箓，用诱骗的手法以40个马蹄银锭，窃走了七千份古写本、刻本卷子，还有残片散页六千多号，以及一些佛绢画、佛幡等。斯坦因说：“当全部24箱沉甸甸的写卷和另外5箱绘画等艺术品安然返抵大英博物馆时，我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1908年春，法人伯希和在乌鲁木齐，听官员们说敦煌发现藏经洞，便立刻赶往敦煌莫高窟，在与王道士作了一番交涉后，这年3月3日，王同意伯希和到藏经洞中鉴别挑选(图)，精挑细选了个半月，最后以五百两银子骗走了六千余件。伯希和在将大批经卷装箱从天津乘海轮运往法国巴黎之后，又带了一小皮箱的经卷到北京向士大夫们请教文书的内容，于是引起北京文化界、知识界的大哗，纷纷呼吁请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窃夺、购买；立刻将藏经洞经卷运京，在朝野各界压力下，朝廷才派员至敦煌，于1910年将剩余的经卷运往北京。启运时清点尚有九千余卷，三个月后到达北京时只剩下八千余卷了，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在京师派大员到敦煌莫高窟清点经卷之前，王圆箓已风闻到官府要如数上调，运走经卷，便事先从藏经洞中偷偷的搬出许多捆经卷，别藏于寺庙的转经桶中或其他洞窟。

　　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来到莫高窟，又从王圆箓手中骗购了近三百卷写经，另外他们还在各窟搜寻到一批佛经写本。

　　1914年，俄国考古学会会长奥登堡(S.F.Oldenburg)来到莫高窟，又从王圆箓手中骗取了二百件写经。奥登堡还对洞窟作了大量的勘查，对南区和北区的石窟作了搜寻，搜得残片剩页近一万八千号。

　　千年前密藏于藏经洞的大批历史文化遗产，就这样流落了到世界各地。这是在清朝朝廷腐败统治下，出现的国家厄运。

　　藏经洞的发现开创了一门新学─敦煌学。由于藏经洞及其藏品的这种特殊遭遇，使得这门新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性的特点，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国际学坛上的一门显学。

　　莫高窟最后一次被外人盗窃是在1924年，这一年美国波士顿弗格博物馆的华格纳来莫高窟作“考察”，他乘人不备之际，用化学胶布黏走了十余幅精美的壁画，同时还将三二八窟窟龛的唐代供养菩萨像偷走。

　　抗战期间，于右任等国府要员对莫高窟作过考察，1943年张大千等人在此对洞窟作过编号，对壁画作过临摹，1944年画家常书鸿吁请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建立敦煌学术研究所，并得到批准，从此莫高窟才受到了科学有效的保护。1983年敦煌文物艺术研究所在段文杰、樊锦诗等人领导下，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而今，莫高窟已进行了全面的整修，作了加意的保护和科学的管理，并被联合国列入为人类重要文化遗产项目。

　　(作者：陈国灿教授，敦煌吐鲁蕃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博士班指导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