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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赵朴初曾经指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语言来自于佛教，虽然每天都在使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语言的来源，譬如导师、作业、功课、世界等；还有很多的俗语，譬如头头是道、话不投机等，都和佛教有关。可以说，佛教对国人的影响如“水银泻地”、“润物细无声”般地令人没有觉察，但却是广泛而深入的。 以鲁迅笔下塑造的阿Q形象为例，说明佛教对中国最普通、甚至最底层的人的影响。文学评论家们认为：鲁迅先生集中了中华民族所有的劣根性而塑造的阿Q，是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反面形象。但是仔细想一想，阿Q在临死前，居然能唱戏，还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令人诧异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无论生前多么显赫，即使是一位在疆场面对枪林弹雨都没有皱过眉头的人，在直面死亡的时候，真正能够做到有尊严而理性，都没有那么容易。那么，是什么让这个普普通通、无知无识、最底层的、所谓集中了中华民族所有劣根性的农村青年，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一点恐惧呢？是佛教轮回的观念。因为阿Q相信，二十年后还会再有一个阿Q，因此才能如此有尊严地直面死亡。可见，佛教轮回转世的思想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当中普遍存在。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轮回思想也是塑造中国人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使是农村妇女也懂得做坏事要遭报应、做好事叫积善行德。 禅宗南宗一派主张“顿悟”，认为一旦“明心见性”，便可以“立地成佛”，因此反对一切复杂的形式。受禅宗不拘形式的影响，中国人的艺术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其表现：中国艺术讲究自由，主张写意；西方则极端讲究形式，其艺术是写实的。 譬如绘画，早期西方艺术以人为中心，无论是米开朗琪罗还是伦勃朗，都以画人体而著名。中国艺术家，因受禅宗影响，善画山水。“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一花一木，虫鱼山水，都是大自然的显现，都是禅、道、佛心。 当然，中国人亦画人。整幅画中，人只小小的一点，或夹着古琴，或拿着钓竿，或在桥上，或在亭中，或在泛舟，这就是绘画里的写意。还有在画中表现“飞”，西方人一定会画天使，且一定会有两个翅膀。中国则不然，飞，必须有翅膀才行吗？敦煌壁画的飞天，只把身子倾斜，衣带飘飘，飞的感觉立即呈现，这便是国画抽象之美的反映。 戏剧亦然。西方演话剧，需要门，非得有真的门做布景；演歌剧，有马的戏份就一定要牵匹马上来；表现战争就得上一大堆人。中国不是，京剧中，一个花旦出场，门闩一拉，门扇往两边一推，花旦一跳，一个开门的情景就表现了出来；一个元帅出场，背后插着旗，四个马弁出来，一碰头，四个人就代表了千军万马。对此，西方的大艺术家们叹为观止。 二、禅意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体现 与有多声传统的西洋音乐不同，中国传统音乐最突出的是旋律，最讲究的也是旋律，最有特点的还是旋律。中国传统音乐的单音性是中国音乐的特质之一，是中国音乐借以区别于其他音乐的本质特征。它是在长期的传播、使用中形成的，它本身便是一种文化，一种不容变异、不容混淆的文化。如果说西方音乐是以多声、宏大见长的话，中国音乐则是以旋律之美取胜。 (一)单旋律中的禅意——“简约” 随着禅宗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禅思想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中国音乐。禅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用“简约”的精神来代替并纠正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束缚，则是禅宗对中国传统音乐相当重要的贡献。 在禅宗出现之前，中国的哲人便说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话。那时中国音乐思想大多只是反对“复杂”，提倡“简单”。但是，“简约”不是“简单”、不是“简易”，只有在貌似“简单”的形式里包含着“不简单”的内容时，我们才称之为“简约”。 中国民族音乐中，很多民歌的结构都相当简单，就是上下两句，虽然音乐结构很简单，但是能够打动人心。当代中国作曲家赵晓声在其《中国音乐与东方美学》一文中说：“从句法或语法上看，中国音乐只有短句……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中国音乐的大结构，是由无数简练短句所构成。戏曲唱腔(如昆曲或京剧慢板拖腔)中的长句在音乐上亦是由若干短句所构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传统音乐受到禅宗“简约”之风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二)中国音乐节奏的特点——散板 中国传统音乐的节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多散板。所谓散板，即节奏自由、没有固定的时值和强弱规律的旋律，这是受了禅宗无拘无束、解脱无碍思想的影响。散板在西方音乐中很少有，但在中国音乐中大量存在，譬如唱京戏。老生出场，无人唱，先是二胡导板。这个导板就是散板。导板回龙，二六入板。 传统音乐中的散板，虽然表面没有固定的节奏，但是在其内部，依然存在着不易觉察的强弱、松紧、快慢甚或“拖”、“抻”的感觉。中国音乐是要靠“心”来体悟的，这种无法言说、无法用节奏符号标明节拍的“无”节奏的节奏，充分释放着中国音乐家们出众的音乐才华和表现力。 毋庸置疑的是，如此自由的、脱却了节奏束缚的、在空灵散淡的音的流动中体现美的音乐，一定是产生于一个拥有思想上无比自由、脱却了一切外部形式束缚的禅的民族。按照禅宗的说法，人的修行，因其根器不同，有多少种个体，就可能会有多少种悟道的形式。因此，便从根本上抛弃了一切繁文缛节，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复杂形式的必要性。他认为，“悟道”不一定非得念经、非得烧香拜佛；有时候，一句话，甚至看到一朵花开，有根器的人就可能“悟道”了。譬如“慧可求法”的故事。达摩问慧可：你辛辛苦苦把胳膊砍下来求法，目的是什么？慧可说：“吾心不宁，乞师与安。”意思是：我的心太烦乱了，太浮躁了，安静不下来，请你帮我安心。达摩一伸手：“将心来，与汝安。”好，把你的心拿过来，我给你安心。慧可当下大悟。心在哪儿呢？哪个又是心呢？所以说，“了无觅处，当下彻悟”，“行动坐卧，皆是修行”。 可以说，禅对心的特殊观照，对“内”的彻底探求，是造成中国传统音乐含蓄、内在，即使在节奏中也要体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神秘感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