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取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宗教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当今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全世界的宗教徒能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是具有和平精神的宗教，这已为它自身的全部历史所证实，也已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共许。所以，传播和发扬佛教的和平精神，以佛教智慧启发众生、净化人类的心灵、制止和消除人类的暴力行为、求得个体心灵的和平和群体生存环境的和平，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在其发展进程中，从“自度”到“度人”，以至发愿有一众生得不到超度誓不成佛，贯穿着一种伟大的慈悲精神。慈悲体现为一种同情和怜爱。按佛教经典本来的解释，慈与悲是分别从两个不同方面来体现佛教的同情和怜爱的，慈是给予快乐，悲是除去痛苦。如《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教视世间与人生为无尽的苦难，佛陀以拯救众生出苦海为己任。所以，不少记述佛陀本生的经典中，在描写佛陀降世时的奇异中，于其自言“天上天下，惟我为尊”之后，或有言“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或有言“三界皆苦，吾当安之”。(《修行本起经》卷上)总之，佛陀“感伤群生耽惑爱欲，沉流苦海，起慈悲心，欲拔济之”。(《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由此可见，佛教慈悲的“拔苦与乐”中，拔苦更为根本。

　　佛教的慈悲精神，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甚至认为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如上引《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中就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而《观无量寿佛经》中也说：“佛心者，大慈悲是。”佛教的这种慈悲精神，不单是对于人类社会，也遍及于一切有情之生命，乃至所有无情之草木土石。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体现了佛教最博大、平等、无私的精神。不仅如此，佛教为救助一切有情而不懈努力，是佛教最为推崇的菩萨利他行。这在一方面，表现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戒杀和放生。我们在众多的佛教戒律中可以看到，戒杀生总是放在第一条的位子上。佛教的戒杀生，不仅是指戒杀这一行为，同时也指不得持有杀生器具。如《梵网经》卷下说：“若佛子，不得畜一切刀杖弓箭斧斗战之具，及恶罗网杀生之器，一切不得畜。”这里也包括不得制造杀人武器。当然，佛教的戒杀生是指没有应杀理由的故杀，而对那些有害于人类的东西，则也还是主张应当杀除的。这种除害的杀生，同样是佛教慈悲心的体现。佛教对于无情草木土石的慈悲，则体现为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良好保护。

　　由此可见，佛教以这种慈悲精神为出发点，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反对各种暴力和非人道的行为，对于佛教徒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义不容辞的。

　　佛教理论，特别是大乘中观学派的理论，充满着辩证的思维方法，而反对各种片面、独断或绝对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佛教往往在尖锐批评它所反对的理论的同时，注意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或通过分析比较给予其适当的地位，表现出一种宽厚的兼容精神。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佛教由印度传播到亚洲各国，并先后在亚洲各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历史中得到深刻的印证。佛教在传入这些国家后，虽然也与该国家的原有民族文化和宗教发生过各种矛盾和冲突，但从未发生过用佛教去消灭和替代该国家的原有民族文化和宗教，而是不断地使自己适应该国家民族的文化环境，与该国家的原有民族文化和宗教开展对话，和平相处。例如在中国，佛教传入后与中国原有的儒家文化和民族宗教––道教也发生过礼仪、教义和理论等方面的严重冲突和争论。但与此同时，佛教也积极吸收了中国本土儒家与道教的东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因此，佛教不仅在中国生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致成为中国文化有机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隋唐时代，佛教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与此同时也就开始形成了儒、佛、道并重兼容的格局。宋明清时代的佛教，在其内部则调和各宗派，倡导禅、教并重，在外部则在保持自身根本教义的情况下，进一步融合儒、道思想，从而也使自己得到了深化和发展。佛教的兼容精神，在中国佛教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世界历史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是由文化或宗教矛盾引起的。就是在当今世界，在一些令人不安的地区，宗教性的紧张也还在助长那里的动荡局势。应当说，这是与宗教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佛教在其发展和传播的历史中则是以完全和平的方式推进的，它为世界各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宗教对话，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发扬佛教的这种宽厚兼容精神，对争取和维护世界长久和平是有重要积极意义的。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楼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