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这种直指人心、觉悟本心的方式，慧能曾经对神秀的弟子志诚指出过：“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六祖坛经》顿渐品第八)这种所谓的最上乘人从后来的禅宗修习方式看，就是发起大疑情的人，实际上就是真正对人生、生命和人的精神世界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人，这种人在古代中国便大多存在于士人之中。这种面向人心的方式之所以出现，恰在于人生方面的困扰，而且根本上是心灵的困扰：我心未宁。心灵的不安宁是人类最大的病痛，世间一切存在都是为了填充这个不安而来，从欲望的满足到精神世界追求的滋养都是安心的方式。

　　对于没有立定出世志向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觉醒就是不离世间的学禅，尤其是从慧能倡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所以居士学佛更是蔚然成风，而在知识分子的精神追寻和禅宗出世精神之间也达成了有效的联结和契合，很多士大夫“学有所成”：唐代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白居易，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等等，更不要说成了大居士的庞蕴、裴休等人，他们在禅宗的出世精神和自己探索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找到了归处。白居易《重题》：“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匡庐便是逃生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苏东坡也写了很多开悟诗，虽然聚讼纷纭，但是在当时甚至在今天还是为很多佛门人士激赏、赞叹。“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诗人对现象世界的本体发生了深深的怀疑和探究的渴望，这种怀疑或疑问本身，从禅宗来说，正是修行的进路。他的《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颇似青原行信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段论”，即“山前一片闲田地，几度卖出还自买”。生命中固有的本性到处寻找，最终还是发现在自家身心之内而不在其外。他的另一首诗《宿东林寺》：“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在当时就为禅师称道，迄今犹为学禅者颂扬，实为难得。这种通过生命的反省和禅法的修行，对自身人生的开发起到了精神探索和慰藉的功能，这其中最最深刻和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关注的是：它成就了知识分子精神探求的一种路向。

　　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后来的道学家如周敦颐、王阳明都成了其中的中坚分子。周茂叔所谓“绿满窗前草不出，活泼泼的，与自家意思一般”充分展现了他被称为是“光风霁月”的人格特征，他本身则圆融了儒释道三教的学问;王阳明多年出入佛老，晚年“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行善去恶是格物。”既是他自身生命修养所得的凝结，同时也是他多年修习道教、佛教的成果。他晚年教人读《六祖坛经》，不思善恶，寻找本来面目，虽然遭到同侪乃至好友的抨击，但是至其临终却更加坚定、执著，所谓“此心光明，夫复何言”?王阳明对于向生命深处探索以及对于生命状态之洒落的肯定不仅仅是他个人修养的结晶，同时也是对于儒家所谓的“外道”即佛老对人类精神世界探索的肯定。他曾作诗《有僧坐岩中已三年诗以励吾党》：“莫怪岩僧木石居，吾侪真切几人如?经营日夜身心外，剽窃糠粃齿颊余。俗学未堪欺老衲，昔贤取善及陶渔。年来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王阳明晚年已将儒释道三者融为一炉，以为自己的生命修养和获得真正的自由境界所用，这种自由是即世的自由，是个人精神世界探索的和谐状态，入世而不溺于世。

　　禅宗，尤其是慧能的“自由”即“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如同其前辈的“解黏去缚”，这种通过认识自己本来面目而获得自由的方式，直捷敏利，但也正如慧能所说，是接引最上乘之人的，殊不易得。他强调不离世间修行觉悟，一旦证悟即超脱世俗，即证得无善无恶的境界：“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无门关》)“当下认得眼横鼻直，不被人瞒，便乃空手还乡。所以无一毫佛法。”(《永平道元禅师语录》)

　　中国历代士大夫在寻找精神故乡的过程中，通过对宗教价值的体认，获得了在世的从容、力量和洒脱，这是最重要的，无论他们最终是否归向了禅宗；反过来，禅宗也在他们和整个中国人文世界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作者：李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