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的雍和宫 （图片来源：雍和宫）
雍和宫大殿前的火供仪式 （图片来源：雍和宫）
在电脑前，我一张张翻看着这些曾经被尘封的老照片，使我如历其境，似乎回到了民国初年的雍和宫。
老照片之缘起——一本英文版的书
这些老照片是在2006年由瑞典民族博物馆暨斯文·赫定基金会提供的。这里还要说到一本书，原书的作者是一位美国人，著名的汉学家费迪南德D.莱辛先生(1882—1961)，他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学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经随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所带领的探险队来到中国。并在雍和宫进行了两年多的研究，后以英文撰写成书，名为《雍和宫》，同时还有个副标题：“喇嘛寺的佛像图识研究及其喇嘛教典故和法事的介绍”，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雍和宫当时各殿院、殿堂的布局及其佛像、唐卡、法物、法器的文化内涵，并介绍了相关的佛事活动。书中的老照片大部分为探险队中的瑞典民族学家，田野调查科研成果丛书的编者约斯塔·蒙泰尔博士拍摄的作品。他博学多才，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摄影师。他对莱辛写的《雍和宫》一书进行了帮助，并以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用老相机记录了雍和宫1931年的原貌。这些照片成为深入研究雍和宫的文献基础，并使莱辛撰写的《雍和宫第一集》图文并茂。
光阴荏苒，时至2004年，雍和宫的文化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相继出版了一批关于雍和宫的书籍和画册，对于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的整理、编辑与出版工作也着手进行。正是在此时，我们发现了这本来自于国外的该书的复印本，书的后面复印了数十张老照片。后来，得知此书的版权属瑞典民族博物馆暨斯文·赫定基金会。而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该基金会成立于1948年，以斯文·赫定的名字命名，和瑞典民族博物馆合并为一个单位，属于瑞典皇家科学院管理，为研究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机构。该基金会藏有大量来自于西藏、青海、蒙古(含蒙古国及内蒙古)、河北和北京的藏传佛教文物，其中大部分为斯文·赫定于1900年至1939年间在中国收集的。期间，斯文·赫定不畏艰难险阻，以执著的精神追求去探险，在新疆发现了古楼兰遗址，后又完成了对丝绸之路南北线的勘察，使淹没的古城和荒漠中的长路被唤醒。该基金会自1986年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展了多个项目的合作，成绩显著。于是，在雍和宫蒙藏佛教艺术博物馆鲍馆长和庙务管理委员会胡住持的主持下，与该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并于2005年3月邀请该基金会亚洲部主任霍堪先生来到北京，双方签订了该博物馆英文版《雍和宫—第一集》中文翻译出版授权书。之后，又邀请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向红笳教授将此书翻译成中文。
在斯文·赫定基金会看到的
至2005年8月，应瑞典民族博物馆暨斯文·赫定基金会的邀请，雍和宫组成考察团，赴该馆进行考察访问。期间，我们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流失于海外并保存于该馆的老照片和部分佛像、唐卡与历史资料，重点考察了该基金会与雍和宫及蒙藏佛教有关的藏品，初步了解了基金会关于蒙藏佛教文物收藏情况。就当时所发现的藏品、文字资料、老照片而言，对于研究雍和宫以及蒙藏汉满佛教的历史、文化、艺术具有珍贵的价值。该基金会珍藏的百余幅雍和宫老照片，内容包括当年的建筑、殿内的佛像、唐卡、法物、供物和僧人佛事活动的场景等。另外还有北京和蒙古(含蒙古国和内蒙古)佛教寺院的老照片若干张。这些老照片的底片是玻璃板，十分清晰，记载着当年的历史，蕴藏着岁月的痕迹。其中，两幅雍和宫牌楼的画面显得那样沧桑，粗大的柱子、厚重的石基以及地砖和丛生的杂草，似乎都在述说着什么。那斜倚在每根柱子起到辅助支撑作用的戗杆，裸露着一条条的木纹，如今，这戗杆已经无处可寻。一幅殿内十八罗汉像的照片引起我的关注，因为在十八罗汉像的后面墙壁上，挂满了唐卡画，每幅罗汉像后对应一幅，应为《释迦牟尼源流图》的壁挂式唐卡，绘制工细精美。还有几幅照片是反映当时僧众举行仪式活动的场景，其中均有数名学僧，看那个学僧的头面也就10岁左右，有的手中还拿着海螺等法器，令我浮想。我感觉，这些老照片不仅承担着雍和宫文化的阐释和建筑、人文之美的展示，更是一种追忆，一种昨日的氛围与清静的寻觅。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蒙泰尔博士以西方摄影家特有的视角，以他那湛蓝的眼睛，记录了当时雍和宫的景象，每张照片看似寻常，其实是雍和宫那段历史真真切切的凝固。
思考
冯骥才说：“遗物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留给后人打开迷宫的一把钥匙。”我想，雍和宫的老照片承载着那一段的文化记忆，如同一片片印有岁月痕迹的化石。这些年，我深深体会到：雍和宫的人文气息具备着特有的气质，每幅老照片都让我不断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我还想，这些读之有声的老照片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追忆，更多的是思考;我们今天如何保存这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并从中不断地触摸、考证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一代代绵延不绝，是要为之努力的。
静观雍和，遥想当年岁月，我要用心去读这些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