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会禅师立杨岐宗 临济宗风永不断绝

　　一、杨歧宗的立派

　　杨岐普通寺系中国佛教禅宗杨岐宗之祖庭。始于唐，初曰“广利寺”，宋更名“普通寺”，沿袭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乘广禅师从洛阳南游至江西萍乡杨岐山，见杨岐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又得杨岐檀越黎氏建高、建球兄弟施献杨岐全山之地及巨额资金，禅师诛茅肇基，创建“广利寺”。在杨岐布救弘法四十余年。禅宗宗风、洛阳文化得到广泛发展。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马祖道一弟子甄叔禅师到杨岐，参乘广为师，于西峰建寺，与师合力弘扬佛法，门风鼎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乘广禅师圆寂。甄叔禅师继掌法席，并率众为师建塔于寺右侧。在尔后二十年中，甄叔禅师苦心经营，光大法门，不久，所居禅室，金光满堂，好道之士，闻风四聚，广利寺渐成丛林。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甄叔禅师特请袁州刘豫作介(刘豫乃刘禹锡之弟)，茧足千里，前往朗州(今湖南常德市)，诚邀唐进士、大文学家、朗州司马刘禹锡，为乘广禅师撰写碑文。同年，甄叔禅师为纪念乘广禅师碑落成，于正殿后山上，手植松柏一棵，后人谓之唐柏，至今犹存，且列入省级重点保护文物。乘广禅师、甄叔禅师，终生奋斗杨岐，于杨岐创建寺院，弘扬惮宗佛法，为杨岐宗之创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有《县志》云:“旧名广利，唐开元时乘广禅师建;师示寂后立塔寺旁，刘禹锡为碑铭。元和时，甄叔禅师立塔;太和六年，僧至闲撰铭、僧元幽书。宋庆历时，普惠禅师改今名;兀嗣，明僧嗣观重建。”

　　北宋仁宗时，禅宗四十五世临济八世杨岐初祖方会禅师受众请来杨岐山广利寺执掌法席。方会禅师在广利寺弘法说理，由浅人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者容易理解接受。远近僧人，闻之而来，有如云集。但是，讲堂宿舍拥挤。又由于广利寺年深日久，虽经多次维修，但砖瓦木料陈旧。时有倒塌之危险。方会禅师决心拆除全部危房，敛资扩建广利寺。方会禅师联谊四方佛教界人士，大德长老，檀越信众，争取他们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的鼎力资助奉献。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0)大兴土木，经过三年的精心施工，全寺建有殷堂、庵、阁、楼、台，共五十余间。未拆之旧房，也修葺一新，古刹重现辉煌。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改寺名为杨岐普通寺。自此，杨岐普通寺即成为杨岐宗之祖庭。

　　方会禅师在杨岐长期开堂说法，深入研究禅宗思想、禅宗文化、禅宗学术，并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和看法。方会禅师主张“即心是佛”，“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身心清净，诸境清净，诸境清净，身心清净”。从修持方法上摆脱烦琐，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方会禅师实行“农禅制度”，自力更生求生存，栽田博饭吃。从经济生活上摆脱依赖，自己站稳脚跟。遵循随方就圆，有马就骑，无马步行，顺应客观规律办事，从传道艺术上摆脱呆板，便于学者接受。方会独特的禅宗理论、禅宗思想、禅宗文化在禅学界中轰动很大，影响深远。之后，杨岐禅宗理论、禅宗思想、禅宗文化传播大江南北。

　　二、杨歧宗的发展

　　临济六世传至石霜楚圆，临济宗的主要活动范围南移。楚圆的弟子以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最为杰出，他们各立门户，形成了黄龙派和杨岐派，成为临济宗的正脉。自佛果克勤开始，杨岐宗逐渐兴盛;而黄龙派自慧南禅师 (1002—1069)创立，在中国只传了160—170年的时间，宝峰克文(1025—1082)、东林常总(1025—1091)等系仅传一二世便断绝。黄龙派断绝后，杨岐宗取代了黄龙派,恢复临济宗的名称。因此，临济宗后期的历史，也就是杨岐宗的历史。宋时期，杨岐宗内部分为“径山派”与 “虎丘派”。径山派再分为 “之善”与 “居简”二支， “虎丘派”也细分为 “松源”与 “破庵”二支。这四小支临济杨岐宗主要活动于江浙地区。杨岐宗在中华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1199年，杨岐宗传入日本，至今为日本佛教大宗之一，信徒超过百万以上。东亚、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台湾地区也广有信徒。

　　杨歧宗开祖方会天纵神悟，其众多弟子为杰出龙象，禅机生动活泼，丰富和发展了南宗顿教，使临济一脉，永不断绝。杨岐宗自宋代产生起，以至清末，历代弟子有据可查者达一千七百多人。据《佛教史》记载：明末清初之高僧，只圆悟、圆修、性冲三派而已。圆悟、圆修系杨岐23世孙，性冲是杨岐21世孙。由于清室崇佛，动则修寺及开凿石像为帝后祝寿，故圆悟、圆修两支盛行京师。

　　杨歧宗的兴盛得益于朝廷的扶持。自唐宋以来，我国实行僧官制度。唐文宗开成年间，开始设立左右街僧录。到明太祖洪武元年，立善世院;四年，又革除;五年，给僧度牒;十五年，始置僧录司，左右善世各一人、左右阐教各一人、左右讲经各一人、左右觉义各一人，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属置僧纲司，都纲一人，副都纲一人;州属置僧正司,僧正一 人;县属置僧会司，僧会一人，各掌其属释教之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隶属礼部。二十四年，清理释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宇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男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二十八年，令天下僧众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其后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清天聪六年,始设僧官。顺治年间，定品制，皆仿明旧案;善世正六品，阐教从六品，讲经正八品，觉义从八品，其余的都未入流，不给禄、不与职官并列。

　　从达摩东渡开始，禅宗的传播和发展一直寻求朝野的支持。 方会曾明确指出兴化开堂，知府有度疏，要僧正宣读，使大家知道得到了官府的认可与支持。这样，既遵循了僧伽制度，又有利于佛事的开展。此后的杨岐弟子，有很多类似的举动。

　　杨岐历代禅师中，有不少得到朝廷封号、被旨主寺和士大夫的尊重。例如，佛鉴慧勤(1509—1117)，政和初，诏令住汴京智海，五年乞归，住建康蒋山，赐紫衣及封号。昭觉克勤 (1063—1135)。政和初，枢密邓子常奏赐紫衣及“佛果”号，住金陵蒋山。高宗践祚南京，诏入对，赐号“圆悟”，圆寂后谥号“真觉禅师”。径山宗呆(1089—1163),右丞相吕舜奏赐紫衣及“佛日”之号，应丞相张浚之命，住径山，侍郎张九成亦从之游。孝宗即位，召对称旨，赐号“大慧”，御书“妙喜庵”三子赐之。李丞相曾访师于棲云，问道惬心，与结看经社。佛眼清远 (1067—1120),枢密邓询武奏赐紫衣师号。瞎堂慧远(1103—1176)，乾道六年(1170)，受诏选杭州灵隐，孝宗屡召入内殿咨问法要，赐号“佛海大师”。无准师(1178—1249)， 奉旨移主育王，理宗频召入大内修政殿说法，赐金禰衣，号“佛鉴禅师”。

　　元代，海云印简(1202—1257)，世祖召至京师，问答称旨，留以咨问政事，不久荐刘秉忠自代，南还;寂谥“佛日圆明大师”。中峰明本(1263—1323)，赵孟頫遣问《金刚般若》，师述略义以答;仁宗闻名，特赐金纹伽梨，进号“佛日广慧普应国 师”。石屋清洪(1272—1352)，朝廷闻名，赐香币、金磨衲衣;圆寂后谥号“佛慈慧炤禅师”。大訢笑隐(1284—1344)，天历元年 ，文宗以金陵潜邸为龙翔集庆寺，敕令开山，为太中大夫，号“广智全悟禅师”。竺远正源(1290—1361)，元帝赐号“佛慧慈照普应”，寂后宋濂为之铭气月江正印，至正间，奉旨于镇江金山建水陆法会，升座说法，特降御香彩缎。

　　元末明初，桐江绍大(1285—1358)，寂后宋濂为铭其塔。一源永宁(1292—1369)，至治间主宜龙池，二年，降号“宏教普济禅师”;不久召入京，宣命龙光殿升座说法，赐金禰法衣，加号“佛心了悟”;寂后宋濂撰塔铭。楚石楚琦(1296—1370)，元顺帝赐号“佛口普照慧辨禅师”;明洪武初，诏高僧于蒋山建法会，会师升座说法;三度进京，礼遇殊渥，圆寂后宋濂为之撰塔铭。

　　明代，竹庵怀渭(1317—1375)，洪武初，设无遮大会于钟山，被召，不久退居钱塘梁渚友幻智昌(?—1378)，洪武十年(1377)冬，诏两浙高行僧入见，智昌在其列。止庵德祥(1332—1394)，被征为僧录右善世。气呆庵普庄(1347—1403)，洪武中，诏征天下高僧，师成对称旨，诏主杭州径山西竺本来(1355—1422),宁王闻道，遣使三度礼请，不赴，呈偈回道，答以进修之要。憨山德清(1546—1623)，慈圣皇太后就五台建祈储道场，以妙峰与清主之，及光宗生，清已遁入东海牢山;太后遣中使再征不起，赐三千金以造寺，清乃转赈山东饥民鸳湖妙用(1587—1642)，圆寂后谥号“广觉大师”'。九皋妙声， 洪武二年，与万金同被召主天下僧教、顾问称旨，赐金还山。孤月净澄，天顺间，游五台山，代王问道，建普济寺于华严谷，请居之。

　　顺治帝自统治中原以后,一改满洲专崇喇嘛的旧习，而归依 禅宗，致力参究。在崇儒兴文教的同时，向禅师慈璞性聪(杨岐二十六世)了解禅宗的历史和分布情况，下诏禅门大德进京面圣， 尤其重用玉林通绣禅师(杨岐二十四世)，喜与僧人参公案话头。圣祖康熙帝对禅宗虽然不十分了解，但对于佛教，承前代成规，特加保护，也曾为费隐通容(杨岐二十四世)著的《五灯全书》作序。世宗雍正帝对禅宗了解较多，《御选语录》卷十八后的序文有云:“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帝曾于康熙年间，延请禅僧清代道足六藏(?—1670)，尚书熊文灿迎住七星岩。旅庵本月(?—1676)，顺治间入都，世祖书“天上无双月，人间第一僧”赐之，敕住北京善果，移奉圣、龙池诸刹。木陈道态 (1596—1674)，顺治十六年(1659)，世祖征至京问法，赐号 “弘觉禅师”。僧鉴晓青(1606—1667)，康熙四年(1665)帝南巡召见，赐御书。憨璞性聪(1610—1666),顺治十六年 (1659年)，世祖延见问法，赐号“明觉禅师”。佛古行闻(1610—1666)，入都，憩隆安，值世祖临幸，问咎称旨。玉林通诱(1616—1675)，顺治间，召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乞还天目山，加封“普济能仁国师”。慈翁行森(1614—1677)，顺治中，随师至京，召对称旨，留京数年;世祖欲加封号，力辞;寂后追谥“明道正觉禅师”。祖山行地(1616—1666)，随师应世祖诏，奏对称旨，命弘教于法海禅寺，赐碑额及紫衣。气山晓本皙(1620—1686)，随师应召入都，赐紫衣。天笠行珍 (1624—1694)，康熙南巡，幸镇江竹林，奏对称旨，谕左右志之。谛晖慧辂(1627—1725 )，世祖南巡，数召见之，赐寺云林。节岩本诱，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住苏州虎丘，帝临幸召见，嘉奖赐诗，请住虞山宝严。独超超方 (1643—1710)，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应诏住京都柏林寺，不到两年辞还;圆寂后世宗为撰塔铭，并篆额书丹。瀚如超学 (1652—1717)，三觐圣驾，数赐匾联;晚年北上，皇十四子迎住内花园净名寺气调梅明鼎(1680—1751)，世宗宣召入京， 住柏林，赐紫衣等。雍正十三年校准《大藏》毕，庄亲王奏住万寿，并掌僧录司气天慧实彻(1683—1745)，雍正十一年 (1733),奏对称旨，赐紫衣、钵杖、如意等物;十二年，钦命住宜兴磐山圣月寺。无隐实道(1691—1753)，庄亲王钦其道范，令主京都大千佛寺。巨涛义果(1695—1758)，操行清苦，陈鹏年太守甚为器重。湘雨纪荫，康熙二十八年(1689)圣祖二次南巡，召对称旨，御书“神骏”二字，以易祥符寺名。雨怀实慧，奉诏人圆明园，乾隆初，敕住杭州理安。圣心实觉，很受和硕裕亲王礼敬。

　　有清清一代，朝廷一方面尊重佛教，同时对寺观的建置、僧侣的剃度，又严加限制。顺治年间，定僧道宫制，京师设僧录司、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掌释教之事，各直省府县属所设，悉依明制。《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主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民间弟子，户内不满三丁，或年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有罪。” 这种限制虽严，但并没有减少出家僧徒以致影响禅宗的发展。

　　雍正期间，迦陵性音(杨岐二十七世)，“屡为结制，着力参究，性音赞为大悟。”雍正即位后，性音又在内廷与王大臣参究禅理，集此等诸人语录，亦为一编，名为《御选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之十九卷。他痛恶法藏一系的禅语，称赞圆悟一系的法语;其“御选”是按照他所理解的禅宗去挑选禅师，总体来看，是以伦理道德为标准，而不是以开发自心、精神超脱为主旨，主张三教一致之说。经过雍正对禅宗的“改造”以后，清代的禅宗从明末的看话公案的洒脱禅风演变为讲习的风气。

　　清代思想的专制，越来越严苛，禅宗的气运更趋衰弱。至嘉庆、道光时，国势中衰，佛教传承，远不如此前的隆盛。一部分自命儒教之学者，又墨守韩愈辟佛之成见，尽力排击佛教。这时候，僧徒流品既杂，寺庙多称为游民托足之所，禅宗也没出现有影响的禅师大德，禅师更多的是寻求与其他派别合流，随波谋生。太平天国的排佛，雪上加霜的打击了中国的佛教。而且，这时社会上居士的勃兴对禅宗带来巨大冲击：撰述不少佛教著作，所钻研的教理并非以禅宗为重，而是有选择地学习多种派别的义理。至此，杨岐僧众，各尽心力，提倡宏布，影响日浅，无可奈何，逐渐式微。

　　总之，自从元代以后，朝廷对佛教一方面器重，一方面抑制，每当禅宗稍有发展，干涉禁锢即随之而来。元明清三代，禅宗必须符合统治者的要求，造成禅宗在表面形式上中规入矩，在思想上却进入保守状态。到清晚期，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大融合、大发展，禅宗也不能脱离这一历史大环境，所以杨岐宗的产生、发展、衰落是内外诸因素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