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中说，菩萨有四弘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粱漱溟一生行持，都围绕这四句话展开。

　　1916年，通过佛教实践，他逐渐达到了对这个现实世界的静观。他超离一切相，体认到一切存在的绝对本质——“真如”。他消除了自我精神深处的紧张感，个人之苦就此明晰。同时，他体悟到，人们所看到的大干世界，不过只是些现象而已。

　　1917年，他辞去在北洋政府内阁司法部的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打算到衡山出家。一路上，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烈情景。他反问自己，个人之苦容易超越，众生之苦如何解脱?他打消出家念头，返回北京。他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

　　这种舍我其谁的菩萨行愿，与地藏菩萨担当起救拔众生的重任，发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有几分类似。

　　梁漱溟秉承大乘佛学思想，不求做个自了汉，他更想“不舍众生，不住涅槃”，积极人世。

　　许多人疑惑，此时的梁漱溟，算是舍佛入儒了?

　　世人喜“乐”厌“苦”。对于苦乐的研究，成为梁漱溟打通佛两家之门的钥匙。

　　佛家提倡“苦、集、灭、道”，教人清醒地认识“人生唯是苦”的实相。然而，众生多在迷中，即便知道识苦是良药，众生也心存畏惧不敢走近。《论语》所说，多为乐与忧，而无苦意。既然众生嗜乐，那就用裹了糖衣的苦药丸来改变他们的思想吧。

　　1931年，他以佛教徒慈悲喜舍之心，创办山东邹平研究院。在一次朝会中，他以“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为核心作了一番演讲。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

　　菩萨救世之心，庶可见之。

　　抗战期间，梁漱溟等同仁在香港办《光明报》。后日军占领香港，梁漱溟等人历尽险阻，返回内地。在《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家书中，他写道：“……与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寥寥数语，菩萨应世之心顿见！

　　1953年之后，原来的“座上客”，突然变为“鸣鼓而攻之”的活靶子，中国科学院专为梁漱溟组织了几次批判会。第一次批判会上，院长郭沫若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责梁漱溟。接下来的批判会，更是一场接一场，其苦不堪言状。

　　人生逆境中，有些名士忍受不了这般的耻辱，不愿再辱，自折生命之树。梁漱溟深知，风行草偃寻常事。这些逆境，他坦然受之，借此修持“菩萨六度”中的“忍辱”法。

　　之后，梁漱溟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家“闭门思过”。

　　然而，这终不过是片刻的宁静。

　　1966年8月24日，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敲开了梁漱溟的家门。他们翻箱倒柜，遍搜角落，除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对梁家积藏的古籍、字画及东西文化论战时的手札及其他书籍等，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红卫兵”围着火堆喊口号，梁漱溟没有吭声，他知道，“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的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他出来阻止了。

　　梁漱溟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

　　“红卫兵”理都不理，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并且对他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

　　被抄家后，梁漱溟写下诗偈：“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面对众生的愚痴，梁漱溟虽然心痛，但无可奈何。

　　“红卫兵”占领了梁宅正房、厢房作为“司令部”，将梁漱溟一家集中到南房的一间小屋里。白天，他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批斗有二十余日，幸好身子骨未垮，熬过了炎炎盛夏。夜晚，在蚊虫的侵袭中，他在小屋里藉灯伏案凭着记忆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余字……

　　随顺因缘，而无执著。他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

　　1978年春，梁漱溟作《发愿文》：“我今在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无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惭愧……”

　　1988年6月，95岁的梁漱溟因身体不适入住医院。

　　据先生长子梁培宽介绍，入院后，梁漱溟不止一次对前来探望的领导说：“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来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生与死，在他眼里，犹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2008年，我见到梁漱溟晚年手抄的《心经》。笔划刚劲，书意挺拔，想像不出这竟然出自九旬高龄的老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