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方立天小传

　　方立天，著名佛教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浙江永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述10卷12册《方立天文集》，分别为《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上下）》《杂著》。

　　经常听到议论，说上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能出学术大家，以后再也没有出学术大家了。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至少方立天教授是40年代后出现的。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说：“方先生以他本身的著作成就，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有人把方先生定位为‘新中国培育的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我认为这是恰当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汤一介说：“方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而且他为人的风格也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一名学者，不仅因为他的学术造诣，而且因为他做人的风范被大家所佩服，这一点非常重要。”

　　笃学尚行，止于至善。这是刻在方家客厅里一件纪念品上的话，也是方立天的人生写照。

　　佛缘

　　“我的家乡风景秀美，佛教盛行，我母亲就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吃素。”在北京世纪城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宿舍小区一套普通的单元房内，年届80岁的方立天先生坐在藤椅上，轻松和缓地讲起自己的经历。夫人郑品安拿来一条小毛毯盖在他的腿上。

　　“我读的小学是和一个庙连在一起的，小学北边就是庙，跨过门进去就到庙里去了。这个庙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特点，它是观音菩萨的庙，又塑有关公像。有一天母亲告诉我说你的小名就贴在关公老爷的后面，名字叫观生——观音菩萨生的。”

　　那时候，方立天并没有想到多年之后自己会和佛教结下如此深的“缘”，他至今也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观生”为什么不贴在观音菩萨像后面，而是贴在关公像后面。

　　“也许是因为观音像后面不好贴吧。”方立天笑笑说，“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信佛，我不是一个信仰者，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反对者，只是把宗教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大学老师。”

　　对于佛教来讲，方立天是一个因缘颇为殊胜的大学老师，以现代哲学视野阐释佛教思想。他的佛学研究成就卓著，粗略统计，关于佛教的学术文章有208篇。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说：“方立天先生研究和弘扬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髓，阐发其现代价值和意义，是佛教界的老朋友。”

　　他在宗教界可谓桃李满天下。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宗教界别全国政协委员共66人，其中近30人上过方立天的课。

　　中央统战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宗教界爱国人士研修班已经七届。

　　“方教授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说。方立天是研修班主持者之一，亲自带班，给学生讲课。

　　国家宗教局办公厅主任陈红星也说：“可以讲国家宗教局所有的干部都是方老师的学生。有他的嫡传学生，有干部培训班和宗教界人士培训班的学生。”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方立天教授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上有着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见，对当今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一个仅仅是因为受母亲影响对佛教有亲切感的青年，如何成长为宗教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这要从方立天进京说起。

　　方立天1933年出生于浙江金华永康。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入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念了几个月就被留校工作。后来又被调去讲中共党史等课程。

　　“可是我对讲课内容并不了解，就到复旦大学听课，回来后再讲。我很清楚自己，才是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讲这些课呢？别的老师大多是大学毕业，唯有我一个是初中毕业。心里总想有一个到高校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方立天说。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校。方立天把目标确定为北京大学。

　　“我报了哲学。北大、复旦，往好的学校报呗。至于能不能录取，我也不抱什么希望。”遥想当年，方立天讲述的时候常常被过去的自己逗笑。

　　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他赶回家，做了一身新衣服，还在照相馆照了相，北上京华。

　　“北京大学非常漂亮，哲学楼门前的小黑板上，写着老师们的名字，冯友兰、朱光潜……”这些传说中的“大牛”成为上课的老师，令方立天兴奋极了。

　　他成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这是冯友兰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课。“他讲得非常好，生动幽默，逻辑性很强，把很高深的哲学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冯先生气象高大，很有学问，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除了哲学，他还在历史系听课，每天泡图书馆。在提倡又红又专的年代，方立天不白，也不红，被认为是“粉红色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

　　北大生活给方立天的人生留下深刻印记，在他往后的治学、做人以至人生追求等方面，无不体现出北大人的文化性格。

　　“北大精神可以归纳为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提倡自由的思想。自由思想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性前提。学术要有思考，独立的思考。”方立天说。

　　虽然对“粉红色道路”的批判不了了之，但他觉得毕业留京基本没有可能了。填报工作志愿时，他四个志愿依次写着：青海，青海，青海，青海。

　　结果，等他回家探望了父母准备西行的时候，被告知：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怎么可能？当时北京重点高校排名是人、北、清、师，在上世纪50年代人民大学的教学规划是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后来，组织上正式说，你确实分到了人大。是人大来挑选的。

　　“我很震惊，这说明我政治上没有问题。”方立天哈哈笑着说。

　　险学

　　“政治上没问题”这话对方立天而言，别有一层含义。

　　因为他研究的学问是“险学”。

　　1961年，方立天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人民大学要求哲学史教研室的老师上课能通讲中国哲学史，科研按照时间段分工。方立天报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我喜欢搞冷门，这一段有宗教，佛教和道教，难度很大，别人没有报，我就说我来吧。”方立天说。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佛教、道教研究被称为“险学”。而人民大学又是党创办的学校，很重视政治挂帅。这样一个选择其实并不容易。

　　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方立天当时全部知识来自于在北大上学时任继愈先生讲过的两个小时课。他打听到宣武门附近的法源寺有个中国佛学院，就去听课，每天早晨从人民大学坐车到动物园，转车到菜市口去法源寺听讲。星期一到星期五，无一例外。

　　看他跑得太辛苦，佛学院副院长周叔迦建议他住在寺里，也不要钱。

　　“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观空法师、法尊法师、虞愚教授……都在授课，这个期间像传印长老、净慧长老也在那里学习。所以他们碰到我有时候都叫同学。”说起“研究僧”生活，方立天的记忆很愉快，他在那里增加了佛教知识，并“了解到佛门法师们的生活，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几位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周叔迦甚至给他开了一个书单，要他每天看书写一点体会。

　　八个月后，学校工作忙才催着他回去（当时方立天是助教，还不能给学生讲课）。今天看来，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学习经历必须得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当时过硬的政治地位和开明的校领导，换一个学校未必有这样的魄力让一个青年教师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学习。事实上，后来也有人以此来批评他，但也如同“粉红色道路”一样，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1964年3月，《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期刊《新建设》（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刊出，这是方立天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我非常高兴，人生开始有第一篇文章发表了。”

　　1965年，《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在《哲学研究》发表后，被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翻译转载。

　　有一次在中国科学院开会，一个搞西方哲学史的老先生说，解放以来，咱们国家只有三篇文章被美国《中国哲学研究》翻译过去，有侯外庐的一篇，还有谁的一篇，还有方立天的一篇。

　　当时方立天就坐在老先生的身后，旁边的人说，方立天就坐你后边呢。老先生回过头说，哦！这么年轻呀？

　　“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方立天说，眼角的笑流露出顽皮的得意。

　　遗憾的是，这种扎实研究迅速出成果的风华状态并没有持续下去。“四清”开始，他被下放到江西，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他才重新开始研究。

　　不过，在下放阶段，他除了阅读马列著作外，还通读了一遍《鲁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