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高僧不得不说的趣事

　　
苏东坡与佛印（图片来源：资料图）　

　　苏东坡居士，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一位文学家;佛印禅师，是与苏东坡同一个时代文学、佛学都精通而名闻全国的一位高僧。这两个人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的交谊深厚，不但常在一起谈禅论道，而且也时常在一起开玩笑，这些含着人生哲理开玩笑的故事流传下来，成为佛门的千古佳话。苏东坡与僧人佛印是好朋友，一天，苏东坡对佛印说：“以大师慧眼看来，吾乃何物?”佛印说：“贫僧眼中，施主乃我佛如来金身。”苏东坡听朋友说自己是佛，自然很高兴。可他见佛印胖胖堆堆，却想打趣他一下，笑曰：“然以吾观之，大师乃牛屎一堆。”佛印听苏东坡说自己是“牛屎一堆”，并未感到不快，只是说：“佛由心生，心中有佛，所见万物皆是佛;心中是牛屎，所见皆化为牛屎。”吃亏的倒是大才子苏东坡。

　　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有一天，他们打面饼吃。二人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过了一会儿，饼熟了，两人算过数目，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藏在神帐中，趁二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之后，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 佛印在帐中答道： “我如果有面，就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王文)

　　 
苏东坡与佛印（图片来源：资料图）

　　佛禅谓“游戏三昧”和“机锋戏谑”对苏轼的谐趣词影响深远。禅宗的“游戏三昧”本是佛教术语，参禅者的人生态度往往是“杆木随身，逢场作戏”，何等洒脱自在、无拘无碍，这对在人生路途上每为烦恼所困、心神疲惫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很有吸引力。他们在备受苦闷煎熬时渴望解脱，参禅的生活方式无疑给了他们一定的启示，词中多用诙谐的笔调述说游戏人生的况味。这是谐趣词创作者对佛禅思想吸收的重要原因。

　　在苏轼的谐趣词中，明显涉及到佛禅和僧人的有四首词，分别是序言中标明戏作的是两首《如梦令》，还有一首词是内容上含有谐趣的《南歌子》，以及一首全宋词未录，但其他词集中辑录的《踏莎行》，共四首。

　　   
《苏东坡》电视剧剧照（图片来源：资料图）

　　两首《如梦令》：

　　(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阕。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这两首词是苏轼在人生的低谷，借助禅宗，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借用禅宗思想和公案，于生活细节之中，用诙谐幽默的笔调来抒发自己悟到的人生哲理。故冷成金先生在《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苏轼》中评价：此词以巧妙诙谐的手法借用禅宗思想和禅宗公案来表现自己高洁的人格，同时蕴含了直至心灵本体的审美的人生方式。苏轼能够建立这样的人生方式，除了儒、道两家的积极影响外，禅宗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同时，禅宗中有“戏言近庄，反言显正”的特征，禅师的“杆木随身，逢场作戏”在苏轼的内容谐趣词创作中也常见。

　　比如第三首《南歌子》：

　　(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时有僧仲殊，在苏州闻而和之。)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这首词是苏轼戏讽大通禅师之作。《冷斋夜话》中曾载：“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苏轼是嘲笑大通禅师虽然是出家的僧人，却未真正得道。全词从禅师的出身、名号的由来、假借禅师的过往历史，来嘲讽此类僧人，对人间荣华富贵的依恋，并未真正做到入定脱俗。苏轼创作作品时，常常是坦荡胸襟，弟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中云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直砭时弊，引人深思。故苏轼谐趣词中含有一脉是辛辣讽刺，惊世骇俗的。本词既嘲讽了当时蝇营狗苟的伪君子，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决心和志向。

　　第四首《踏莎行》：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这首词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审理的一件“花和尚”杀人案。结案时，苏轼作判词，很有谐趣。明余永麟在《北窗琐语》载：“灵隐寺僧了然，恋妓李秀奴，往来日久，衣钵荡尽，秀奴绝之，僧迷恋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纳。了然怒击之，随手而毙。事至郡，时苏子瞻治郡，送狱推勘，见僧肤上刺字云：‘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判词云：‘这个秃奴……判讫即斩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亦载之，这里不再赘述。

　　从这四首词来看，最有禅理的是前两首，作于被贬黄州之后，这和前面的论断暗暗契合，苏轼的佛禅思想在其谐趣词创作中，主要体现在黄州之后的论文网站创作。“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世界观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开始思考人生，从而完成自己由一个儒家入世到佛老出世的心态转变。经过岁月的洗礼，生活的磨难，苏轼渐得禅心，两首《如梦令》，实实在在是苏轼的两首“戏作”，含有佛禅之理。

　　苏轼的后两首词作，可以说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虽然里面讲的是对两位僧人的戏谑之词，但确是对现实的深刻嘲讽。第三首词，作于苏轼在元祐期间被重新启用时，经历了那么多世态炎凉冷暖，苏轼的眼中辨识了那些虚伪逢迎的小人，借对大通禅师的嘲讽，实际上抒发的是对现实小人的戏谑。第四首词是未被收录到全宋词中的戏作，更接近俚俗之语，虽不能辨真伪，但诙谐幽默之情立显。故苏轼谐趣词创作中，受佛禅之理影响颇深，既有对佛理的阐释，又有对佛典的运用，可说是深深影响了苏轼谐趣词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