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南怀瑾之最后：人生不是一张文凭一个学位

　　最后一堂公开课

　　“大家都叫我‘老师’，我不承认我是老师，真的不承认，没有资格。做人的师表是很难的。也不承认有学生。”

　　2012年1月7日晚上7点，南怀瑾为吴江妇女团体讲课，谁也不曾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他最后一堂公开课。

　　南怀瑾的弟子们都知道，南老向来非常尊重女性，强调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对子女成才的影响，这在这堂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倡导女性要读历史以后，他特别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几千年历史的骨干，主要是靠女性保存下来的。自古到今，出一个先圣的帝王，或者圣贤、英雄，乃至孔子、孟子，乃至释迦牟尼、耶稣，都是有一个“忍辱负重、承先启后”的好母亲，母性的功劳，影响有这样大。

　　几乎每一次公开演讲，提及自己，南怀瑾总是相当谦虚。最后一次，依然没有例外。

　　他说：“大家都叫我‘老师’，我不承认我是老师，真的不承认，没有资格。做人的师表是很难的，我抽烟，做老师就不要抽烟了，我并没有戒烟，其它的缺点还很多，所以我不承认我是老师，也不承认有学生。大家叫我老师，那是客气话，是个代号。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讲到这个问题，所以不敢用学术观点做老师那么带下去，带下去涉及的问题很大了。”

　　甚至，他在多次演讲中，“对自己一生的结论和评价是八个字——一无长处、一无所是”。

　　对于一些人冠以他的“佛学大师”称号，南怀瑾也不曾接受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将南怀瑾2000年之后与学生之间的对话收录成册，有人问他：“老师，你信佛教?”他说：“不是。我信睡觉(笑)，我够不上资格信佛教。”人家又问：“老师，你学佛吗?”他说：“也不是，那也没有资格。佛经上面写，一个修菩萨道的人要布施，众生如果需要你的眼睛，那就挖给他。头颅、脑血、全身、妻子、儿女、财产，都可以布施，我做不到。”

　　许多听过南怀瑾课的人，对这些说法毫不奇怪。人大国学院的博士生小王曾经因为学校组织的游学来到太湖大学堂，“我们目前的正统学院派未必愿意接受自学成才、没有学术论文发表的南怀瑾，南怀瑾对于儒释道自有一番理解，也未必愿意受到正统主流的约束。”

　　一名上海女企业家也曾由朋友带进太湖大学堂见过南怀瑾。她平时抽烟喝酒，烟瘾很重，为了表达对南老师的尊重，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便没有抽烟，但想不到，初次见面的南怀瑾，见面就递给她一包烟，说：“你抽吧，没关系。”唯一的一次谈话让这名女士记忆深刻：“他特别慈祥，对人嘘寒问暖，十分照顾，他身上有一种吸引力，感觉好像还有神通。”时隔两年，这名女士没有再见过南怀瑾，但从此之后，她也开始读佛经，打坐养生，如今已戒烟戒酒。

　　在最后的时光里，南怀瑾对教育问题的感慨，让许多人记忆很深。他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威胁人类最大的是肺病，二十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癌症，二十一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精神病，“我发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精神都有问题了，归结起来是教育的问题……”据说，南怀瑾说起这段话的时候，情绪激动，频频跺脚。而这个观点，他在最后一次公开课中再次提到，并由此倡导女性要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

　　对于教育，在2008年的时候，他在太湖大学堂种下自己的一亩实验田。

　　一亩教育实验田

　　“在这里，你们学习的内容是生活的教育，大的照顾小的，爱同学，爱团体。教育不是管理，而是影响。做人的根本是生活。”

　　离开太湖大学堂的时候，接待人员送给记者一张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2012毕业纪念光盘。2012年6月21日，太湖大学堂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光盘的内容里包括一段南怀瑾给毕业生“临别赠言”的视频。这段长达14分17秒的视频，是南怀瑾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资料。

　　视频里，95岁的南怀瑾端坐台前，与30位六年级毕业生面对面。他讲话依然风趣生动，但语速明显放慢，可以依稀感觉到这位老者已接近生命的尽头。他说：“我们的学校取名‘实验’，就是为了实验我们的理想。”“我五六岁开始读书，把自己做文化的读书的方法，研究学问读书的方法，都告诉大家;我19岁出来工作，21岁带兵，我希望你们也能文武合一，古今文化合一，你们长大了就会超过我们。”“在这里，你们学习的内容是生活的教育，大的照顾小的，爱同学，爱团体。教育不是管理，而是影响，你们现在毕业了，把所有的经验带出去，带到社会，可以断定你们今后是顶天立地、与众不同的人。”“做人的根本是生活，你们要知道人生，什么叫人生、什么叫生存。衣食住行，处处要规矩礼貌，把生活处理好、人生基础稳定了，才能用这个影响家人父母，到社会上造就社会人。人生不是一张文凭一个学位。”

　　太湖大学堂的首批毕业生将奔赴世界各地，学校希望他们带着传统经典、生活技能和一颗沉稳的心，面对未来的挑战。这些孩子，会背诵古诗古文，拥有在水里驾驶独木舟、看天空辨方向、钻木取火等技能，这是一位95岁的老人在太湖边上推动的实验。

　　在太湖大学堂里，偶遇几名课间休息的孩子，他们见了人，都会停下来，礼貌地点头鞠躬，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开。电灯开关旁，插着中英文双语小纸片“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请随手关灯及空调，空调开放时，请关闭门窗”，而饭厅前，则挂着一张巨大的“TableManner”(餐桌礼仪)记录表，上面满是孩子们做的记号。

　　这里的学生告诉记者，他们起床要习武，中午要禅定，五六年级还要学会烹饪、野营等生活技能。他们不许用手机、电脑，不看电视。“太老师说用一次手机折寿一年”，“太老师”是同学们对南怀瑾的尊称。问太湖大学堂的学生“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不但回答几月几号，还会说出今天的节气，应该吃什么，注意什么等传统养生知识。

　　一名家长说，儿子学到的第一是静定，第二是生活规范，第三是开放式思维。静定是基础，教会你差别取舍的能力。面对外界，会不会放弃你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里的教育还体现在一些细微的方面，比如“虎皮鹦鹉”这个词，电脑是点对点一下子查到了，而辞典要经过什么科什么目，对同类鸟群也有了解。

　　小小一个学校，汇聚各方师生。据说，这里选取学生的标准特别严格，不但要通过考试和面试，还要对家长进行面试，选取学生还要看家长的价值观，太世故的一概不收。

　　就连七都镇上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很多关于大学堂的事。“的哥”许刚有些自豪地说，一般人进不去太湖大学堂，但他已经进了很多次，大多都是送家长和学生进进出出，“听说南老师自己出钱资助边远地区的孩子到这里读书。这里的学费很贵，听说每学期8万元，但还是有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

　　尽管首批学生毕业，大多考上了国内外知名中学，打消了家长们之前“孩子能否适应现行教育”的忧虑，但孩子们连同这所学校以后的路，依然等待着时间的考验。

　　饭桌上的谈笑风生

　　对于这些来来往往的人，南怀瑾很无奈，常说自己是“陪吃饭，陪聊天，陪笑脸”的“三陪老人”，但依然以慈悲、和善相对。

　　定居七都镇后，南怀瑾的饭桌成为太湖大学堂的中心。

　　随着南怀瑾年纪越来越大，想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有人把关，甚至后来连他的子女也很难见到他，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为他的座上客了。有些人来这里静修打坐，也有些人来问神通、问运气，甚至慕名而来，为了跟他合影。

　　查旭东能体会到南怀瑾的无奈，他说，南老最后定居七都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找南老的人实在太多，他必须去一个相对僻静又不能距离大城市太远的地方，而被赵朴初视为“太湖禅林”的七都镇，最终成为南老心目中的传承文化之地。

　　人民大学博士生小王记得，那天大学堂给大家免费提供了一顿不错的晚餐，有当地清蒸鱼之类的。吃饭的时候，已经讲过课的南怀瑾又被人搀扶进来，和大家一起聊天,“他抽了几根烟，和大伙天南海北聊，说起古文诗词都是信手拈来。感觉他说话不拘一格，直言不讳，比如，说起现在一些文件套话连篇，没有味道，而过去文学上的一些表达方式却很精美，典故用得也好，可以借鉴。”

　　他敢于“自我解剖”亦让人印象深刻。2006年8月4日，大学堂开建不久，他专程来上海，为媒体人讲过一堂《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他甚至提到了抗战时期，自己在四川《金岷日报》做代总编辑时，一件一辈子忏悔的事情：“有一天凌晨三点半，发现版面还缺一块，投稿的文章一篇也选不上。我临时想了个办法，登了个征婚启事，我就是那个小姐，什么日本人打来了，我是杭州人，逃难到这里，家破人亡，谁要娶我，什么条件……结果不得了，一千多封信……社长回来对我笑：‘你犯了一个错误，恃才傲物……我看你怎么下台。’我后来想办法，又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到重庆，不慎坠落到江里，死掉了。”南老随后说：“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不能马虎，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对自己都要负责，不能玩花样。”

　　就在这次演讲后不久，在太湖大学堂的饭桌上，南怀瑾和一个团队的来自12个国家的25人，谈起人生。他说：“知识分子要做什么?知识分子要做出事业来。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人做的不是事业，他们只知道赚钱。中国文化对‘事业’的定义很艰深，《易经》有云，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也。像现在随便开个公司赚点钱，那只能算作职业。真正的事业，是为‘天下之民’的利益干的，否则都是职业而已。因此我们为何要修炼?为何要反思?我们就是要追求并非只为了生活，而要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东西。”

　　记者问遍采访中所有认识南怀瑾的人：“南老怎么看待对于自己的争议?”答者均为之一笑：“先生不以为意。”甚至，他早有所料。在他多年前所作《狂言十二辞》中，这样写道：“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人半鬼之世。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挟王霸纵横之术，居乞士隐沦之位。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

　　南怀瑾生平

　　1918年生，浙江省乐清南宅殿后村人。浙江国术馆国术训练员专修班第二期毕业;当时的“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金陵大学研究院社会福利系肄业。

　　1945年，前往四川、西康、西藏参访。离藏后赴昆明，相继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

　　1949年春前往台湾，相继受聘于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讲学。

　　1985年旅居美国，成立弗吉尼亚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

　　1988年寓居香港，成立香港国际文化基金会。

　　1992年投资兴建金温铁路。

　　2000年创立东西精华农科公司。

　　2006年定居在七都(庙港)，开办太湖大学堂。

　　2008年倡建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

　　2012年9月29日（农历八月十四），于太湖大学堂安祥辞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