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诠法师：广化寺学戒与平兴寺领众熏修往事

界诠法师等人在广化寺学戒（图片来源：资料图）

　　1980年我考上中国佛学院，读完以后又去广化寺，1991年再回到平兴寺。

　　在中国佛学院，我们是改革以后恢复的第一届学生。我在北京住了五年。中国佛学院毕竟是个学院，我是一个出家人，要过出家人 的生活。听说广化寺可以学戒，所以就到那里。

　　1985年，我去莆田广化寺亲近圆拙老法师，广化寺在全国比较特殊，赵朴老说是“样板丛林”。我是没读多少书学生，也没认得几个字，读古文有一定的困难。后来圆老就教我们一些方法，一天读五页，反复地读，这样坚持学了两年。当时福建佛学院在广化寺，圆老让我来帮忙管理兼教学，在那里先后住了七年。

　　我在广化寺学戒，《南山三大部》都没学完。当时有五个人，所谓“五比丘”在一起学戒。圆老想劝年轻人学戒，但大家都不学。因为学戒，一个是文字难学，守戒也比较困难，也没有这个气氛，慢慢地就没有人学了。

　　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我又回到太姥山平兴寺——我是1978年在这里出的家。改革后期，平兴寺这片地方还是个农场。改革开始时县统战部把一些僧人集中在这儿办了一个农场，叫“佛教徒茶场”，种茶、种树、种药材。我返回的时候，只有三间屋子。

　　当时出家人不是穿僧装，而是穿俗装，完全是从事生产劳动。我在这儿第一年还帮记工分，那时候也没信徒，没有任何供养，完全是靠自己劳动维持生计。

　　1992年前后，台湾有一个法师想在大陆办僧伽教育。找到我，我很不客气地回绝对方，当时办僧教育几乎都是不成功的，说得更难听一点是失败的。不过，现在还好一些。

　　后来那个法师亲自过来找我，我说：“要不谁愿意学就学，山上不怕寂寞的，原先路也没那么好，都是泥巴路。”他说：“行啊，你就成就人家学习吧。”于是就开办了“普隐学堂”，学堂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普隐”的意思就是做个普通的僧人，把所有功德都隐藏起来，不要彰显。

　　1994年，我突然不想办了，因为太辛苦，生活也很困难。一个月给僧众每人10块零花钱，就是10块钱有时也发不下去。粮食自己种，蔬菜也自己种，只是买些配料而已，生活很简单。到了春天山上长了竹笋，就打竹笋，大家就吃这个东西，生活条件很艰苦。

　　就在1994年下半年，突然来了几个比丘要跟我学戒。我说：“还学戒?人家都不学了，你们还要来学戒?!要学，你们自己学吧。”他们说没书，我就帮他们找了一些书。

　　1994年的时候，圆拙老法师、妙湛老法师请我去当福建佛协会长。实在无法推脱，我就去了。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活动都不参加，我做不来，就静静地住在这里。1998年，一届任满我就辞职了。

　　1996和1997年，我们在福建传了两次戒，其中在广化寺搞了一次规范戒，一百零八天，我去讲了几堂课。于是来了二十几个人，到平兴寺来学戒。慢慢地人多起来，学习就进入一个规范的状况。我带着他们学戒律，一学就是十多年。

　　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么久了，它随着国家的制度，弘法的一些法师们的态度，以及社会上人们信仰的程度，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佛教。

　　早期佛法到魏晋南北朝时，就变成许多学派。到了隋唐，有了宗派的产生，这都是弘法人的思想使然。早期没有佛学院，最早是译经场的教育，就是翻译经典，印度来的一些大师和中国的一些大师，一边翻译经典，一边教育，慢慢形成一些格局，形成学派、宗派的产生。

　　然后佛教在中国这么久，朝廷一松一紧。

　　南北朝佛教发展就有些泛滥，所以有两次灭佛，北周武帝、北魏太武帝，原因是很多国家人员，经济导向都去发展佛教，搞什么石窟，历史记载：一个小小的洛阳就有一千多座寺庙。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灭佛。

　　唐代会昌法难，五代后周灭佛，变来变去，所以中国不得不适应中国人的一些性格，像禅宗兴起，中国人很喜欢简单，文字也好，经济也好，中国人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很多相关的意义能接受。

　　宋朝以后，佛教慢慢就形成中国一个格局。大家现在看到的寺院，完全是一个中国体系，着装，丛林生活，与印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得不适应中国的情形，随着社会的变更，转型，佛教也面临新的情形，未来怎么发展?我们教内人，对这些事也很担忧，现在教制上也不适应这个时代，僧人该怎么做?往哪里去?以前寺院有土地，可以耕种，可以租赁，有办法生存，现在没有土地，寺院慢慢变成旅游了，过去丛林在深山老林里面，出来一次，进去一次都不容易，现在无论在哪个地方，公路都开到山门口了，游人熙熙攘攘地进入寺院，对寺院的结构有一定的破坏。

　　像平兴寺还好，杜绝旅游参观。我们在门口就有一个碑：“寺院静修，谢绝入内”。寺院应该是保留清净的地方，信徒来，我们接待，一般游人来，我们不接待。所以这里相对封闭一点，现在有近400人在这里一起学习，最近在安居，我们时间安排得很紧。总体就这么一个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