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正”之外，还须“破邪”的积极性，也算是台湾佛教的特色。以下略述笔者（昭慧法师）依佛法之理念，在台湾佛教社会中，发起的几项对内或对外“破邪”或是“显正”的社会运动。那些，或可称之为台湾佛教的“另类经验”吧！因为它与台湾主流团体的人力、财力不成正比，算起来并非台湾佛教的主流势力，但是它在思想面的后续影响力，却是不宜轻估的。

　　笔者出家一段年日后，受到印顺导师的提携，到福严佛学院教书。当时他希望笔者未来能在佛教学术上多所措心，甚至要求学院让我得免行政事务的烦扰，专事研教。那时笔者算是山居的一介学问僧，写出来的佛学文章，已谬承佛教界的赏识，也自期能以学术成就来报答恩师。但是因缘际会，却使笔者离开山林与学术的象牙塔，展开了为期十五年护教与护生的生涯。

　　一九八七年间，有一次偶从山门向外眺望，看到《国文天地》“修理”佛教，辱慢僧尼，内心非常生气。其实自明、清以来，低落的僧品与轻慢僧尼的风气互为恶性循环，僧尼往往被贴上“情色”与“暴力”的标签，而成为戏曲小说中的负面角色。碍于“忍辱”之教，僧尼往往静默承受而不反抗。这样一来，让人觉得辱慢僧尼不须付出代价，“软土深掘”而肆无忌惮。

　　可能因为笔者本身受过大学教育，有民主理念与正义理想，总认为出家人也应受到平等尊重，不应因其出家身份而横遭羞辱，所以遇到这种情形，理所当然要“不平则鸣”。

　　早先只是以文章回应这些偏颇言论，但发现到媒体编辑一般总是保护原作者或社方记者，不肯刊登我方回应，对此笔者束手无策，于是与当时旁听笔者佛学课程的性广法师商议。性广法师当时住在汐止慈航堂，按期到山下宏扬佛法，有一群在家学生，大都是上班族。她很有前卫意识，立刻把《国文天地》）羞辱佛教的文章，影印给闻法大众阅读，群情愤慨，共商每人每天打一通电话到杂志社，要求社方必须刊登笔者的文章，以为平衡报导。

　　起先杂志社还是很老大，想要不予理睬，但经过大家不断地打电话，他们还是会烦、会怕，终于有了一些妥协。几度类似的事件交涉下来，我们发现到，这些媒体很“老大”，个人与他交涉，他根本就不会理睬，于是我们决议，干脆成立一个组织来与他们交涉。

　　一九八八年间，笔者邀请性广法师一同找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了中长老（后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会长），两个“小毛孩子”，竟然想要在中佛会组织下，成立一个护教组织。后来几经筹备，“中国佛教会青年委员会护教组”终于挂牌运作了起来，笔者被公推为“组长”。

　　那时的传播媒体、艺文界人士，时不时就丑化僧侣，大都说僧尼是因为失恋、失意、遭受挫折与打击才出家的，我们不希望社会对僧尼有此刻板印象，所以想用组织交涉的方式，防止无聊文人与记者，肆无忌惮以调侃或辱慢僧尼。

　　一九八八年六月成立护教组，这是奠基在台湾社会“解严”的基础上的。解严以后，社会上已有许多人民自发性“自力救济”与抗议警宪的民主运动，早先笔者对这些运动也并无好感，认为这些人“没事闹事”，可是等到自己有了切身之痛，在三宝受辱时，“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观念就有所改变了，策略也常相同。例如，当媒体刊登一些污辱三宝或对佛教的报导有所不公、不实的言论时，我们就会撰写投书传真出去，并打电话请他平衡报导，如果他不答应，我们就寄存证信函，郑重告知：如果不依法刊登我方报导，我们将不排除发动全体佛教徒拒订贵报。这么一来，策略往往奏效。因为订户对他们而言，是经济命脉，不但影响报份，而且也会影响广告收入。毕竟佛教徒的人口众多，只要有一小半人拒订，就够他们受的了。

　　在护教组成立之后，我们就着个案一一交涉，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曾有一篇中央日报的报导说，高雄市佛教的出家人口，只有一百三十多个人。事实上高雄市佛教比丘尼绝对不止此数。此外，报导还说这些人都是因为失恋、离婚，生活不如意才出家的。看了这篇报导之后，笔者当然很生气，立刻打电话过去！记得当时在笔者身旁有一位学生还极力劝阻道：“师父，您还是不要打吧！”笔者说：“不打，人家就瞧得起我们吗？搞不好走到街上还被人当作‘弃妇’呢！”

　　打电话过去交涉，地方版编辑回应说：“高僧是不会介意这种事情的。”笔者乃回应道：“我可没告诉你我是高僧，高僧做不出来的事，低僧做得出来。所以你一定要更正报导，否则我们一定会展开抵制行动。”当然，交涉不能光是口头交涉，后面一定要有“武器”作为后盾。佛教是非暴力主义，绝对不可能像XXX教那样引爆“九一一”，那我们依凭什么武器呢？武器就是“拒订”，如此一来，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不得不对该项报导给予更正。　

　　再举一个笔者亲闻的例子。当时性广法师住在慈航堂，有一次，联合报刊出一篇题为“春风不度佛门地”的新闻，说是一个精神病患脱光衣服闯入该寺大殿，“众尼姑掩面惊叫奔逃”，报导写得煞有其事。当天正好性广法师在场，实际情形是：一个精神病患来到，乱敲大磬，寺中人看到之后，劝阻无效，对方反而脱下了上衣撒赖，这时寺方只好打电话给山下的派出所，于是警察上山把他抓走。

　　摊开台湾的媒体，报导的大都是凶杀案，我们不要以为台湾已经“天下大乱”！这些记者要如何知道台湾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原来他们常跑到警察局等候新闻，或是与警察创建良好的关系，这些警察会源源不绝地提供有关凶杀案的消息，所以他们报导的大都是负面消息。前述情况，一定是派出所的警察多事，告诉了媒体记者，记者一听，灵感来了，于是配合武侠小说中出家人卑微粗俗的印象，加以自己的丰富想像，而写就了─篇“众尼姑掩面惊叫奔逃”的新闻稿。

　　后来性广法师立刻向联合报抗议，并要求予以更正。报社当然也老大不理，性广法师遂表示道：如果不肯刊登，我们会要求所有信徒拒订。在这情况之下，联合报只好作了平衡报导云：那位精神病患者该日到来，并没有脱光衣服，比丘尼们也都沉着应变，并未奔逃。此外，慈航堂还办有孤儿院，广做慈善事业。后面这些话技巧性地恭维慈航堂，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聊作补偿用的。故知：权益得来不易，它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试想，如果凡事忍让，不极力争取，对方有可能作任何改变吗？

　　当时我们就“两个毛孩子”，加上性广法师的一群在家学生以为“一群小喽啰”，竟然就着一叠存证信函、几个信封、邮票，再加上一支电话与一台传真机，与诸庞大势力的媒体，展开了煞有介事的交涉。

　　特别是一九八八年底至八九年初的“思凡事件”，因抗议国立艺术学院舞蹈系毕业公演“思凡”，一时轰传武林，惊动万教。国立艺术学院是教育部的管辖范围，于是笔者就锁定它作为“端正视听，给人民再教育”的一个好目标。首先，护教组寄发存证信函，请系方取消演出这出戏码，并请佛教界广为联署，让校方与教育部深感压力。其次，透露消息给传播媒体，好让此事广为社会之所周知。当时系主任平珩女士觉得相当为难，乃与我们展开谈判。这一来，媒体与艺文界当然展开全面的“反扑”，责笔者以“迫害艺术”，笔者也毫不畏战，一一辩驳。“思凡事件”于是造成了台湾社会的大震撼，颠峰时期，几乎天天都成为联合晚报第三、四版的头条新闻，报导无日无之。

　　社会人士对于出家人竟敢站出来侃侃而谈，既是侧目，又是好奇，笔者也因此变成剑靶，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就连许多法师、佛教媒体与佛教艺文人士，也都不屑地将笔者视为六根不净的“好战份子”，为显清高而与笔者划清界限，甚至写文章冷潮热讽。但是记者直接与笔者接触，听笔者道明原委，就能体会到僧尼在中国历史中所承受的委屈，所以对笔者非常友善，报导出来的也就较为正面。

　　那时华视有一个热门的谈话节目，名为“华视新闻广场”。主持人李涛先生请笔者上节目，直接面对社会大众，与平珩等艺文界人士当场辩论。节目现场播出，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观众对出家人的印象全盘改观。他们觉得很震惊，因为出家人在他们的既定印象是很卑微的，而且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走路目光要离地三尺不远的迂腐之辈，怎么忽然间出家人竟与人侃侃而谈，而且理直气壮起来了？他们对此很不习惯，但听到了笔者所谈内容以后，他们显然极感兴趣，也转而同情我方，于是整个局势明显扭转。

　　我们的策略是，若不取消“思凡”昆剧之演出，我们打算发动佛教徒，包围演出地点基隆文化中心以静坐抗议。当其时，佛教大德之中，星云大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并不知笔者曾是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的学员，与佛光山有过殊胜法缘，但是，在与笔者“素昧平生”的情况下，他竟然主动打电话过来打气：“昭慧法师，我全力支持你！看你要多少群众，我就给你带去多少群众。”

　　比较有群众基础的法师，对此议题往往避之唯恐不及，有的甚至向媒体记者表示：“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出家人自己做好就好了，不必去理会别人怎么想。”另外也有一些法师，其态度是“坚壁清野”，认为事情虽然很有意义，但是决不让信徒参与。星云大师的支持，给了笔者一颗定心丸，当时笔者之所以能够那么强硬地与对方谈判，就是因为背后有佛光山支持力量的存在。否则若老是“唱空城计”，放个“后面有滔滔汹涌的群众”之类的风声，久了也是会穿帮的。

　　最后教育部社教司长杨国赐教授只好出面，找两造来会谈，要求双方各让一步：国立艺术学院将不再把“思凡”女主角定位为尼师，我们也不再于他们公演的基隆文化中心场外展开抗议行动。教育部其实也很为难，因为我们说对方迫害宗教自由，对方说我们迫害艺术自由，他帮哪边说话都不好。连达成协议之后，教育部也立刻被谴责以“干涉艺术自由”。

　　护教组的冲锋陷阵，还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效果。从那以后，一般媒体不敢轻易调侃出家人，不敢动不动就给出家人扣上情色与暴力的帽子。例如：在发生“思凡事件”的那段时间里，台视要上演剧情与“火烧红莲寺”相关的连续剧“红姑”，笔者立刻透过媒体记者放话说：我们要向台视严重抗议。当晚联合晚报立刻用大标题刊登此一消息，台视非常震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国立艺术学院的强硬态度，于是立即透过媒体表示：他们一定会改变剧情，以免伤害佛教。有的电视剧演到出家人，竟然还知会我们，请我们先看过剧本，表达我们的意见，以免演出时招惹麻烦。总之，经过了这些努力，终于让台湾媒体改变了对佛教动辄戏谑的态度。

　　可以这么说，佛教经常受谑的局势改观了，僧尼在台湾的正面形象也逐渐大过负面的刻板印象了。除了上述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外围因素，以及佛教界出现典范人物，藉由大专佛学社团的引导，知识份子与大学生大量学佛出家等等正面因素之外，上述“护教组”在媒体群中“破邪”的力量，其影响也不容小觑。佛教中人一改“温良恭俭让”的形象，与谤三宝人硬碰硬，把负面抹黑、中伤、调侃、鄙夷三宝的声音给压了下去。这不是透过政治力量去周旋的，而是透过草根性的群众力量，与面对谤三宝事时给予强烈回应，而硬搿回来的。

　　思凡事件过后，有一次中国时报副刊为此议题举行座谈会，在座的台大外文系王文兴教授说：这其实是表示，佛教已由弱转强。美国的黑人运动也是发生在黑人由弱转强的时代。假如佛教太弱，它将没有力量抗争；但假如它已强盛，也就不需要抗争了。就在它由弱转强的时刻，它才会发出不平而鸣。笔者觉得他的这段话是公允之论。这并不是笔者有什么了不得的力量，而是佛教在社会上的整个大趋势，正处于由弱转强的阶段，而笔者只是因缘际会，所以脱颖而出。

　　——摘自《当代台湾佛教的荣景与隐忧》作者：昭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