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贤法师　　

　　以《法海你不懂爱》开始的戏谑佛教禅宗祖师事件，至今已一月有余。虽然包括佛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抗议之声不断，但当事者从未正面回应过大众的质疑。并且在湖南卫视、江苏卫视的推动之下，戏谑之声愈演愈烈。

　　《法海你不懂爱》播下的是一颗不良的种子，正如觉真法师所说：“唱的是爱，表现的是刺，吐出的是怨。在消费主义的商品社会里，爱，成了激动、冲动、私欲与排泄烦恼的代名词。”因为顺应了一些人的熏染恶习，连歌者本人也无法把控这一串习的蔓延。有网友说：“70后认为法海为了收妖而为难白蛇，80后认为法海喜欢白蛇而为难白蛇，90后认为法海喜欢许仙而为难白蛇。”任由此类串习肆意发展，必将导致的结果让人不安。

　　《楞伽经》云：“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人类无法忽视种子串习的力量，因为，善的串习将影响一个人向善的方向调整，恶的串习将影响一个人向恶的方向倾斜，人类对于恶行的防范手段，往往滞后于恶行的发生，付出重大代价以后的反思，总是尴尬和沉重的！所以，中国文化很早就诞生了“防患于未然”的智慧，讲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显然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但目前这种精华却被大多人遗忘，乃至遗弃！

　　这样的情形，促使我们开始积极地思考及寻找更加有效的护法方式，用以改变当下戏谑圣贤的现实！

　　看来，掌握应机施教的护法方式，是新时代护法的关键所在。

　　这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古人那段“以法护法”的名训。

　　在唐代道宣律师修行的净业寺天王殿上，悬挂着一块十分古旧的匾额，上书“以法护法”四个大字，此处的“以法”是指合乎时宜的正确方法，以此来强调顺应时节因缘选择适宜护法方式的重要性。

　　从中国佛教的历史看，护法一直有“显正”和“辟邪”二种方便。“显正”是正面开显大义，“辟邪”是反面破除非义。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矛盾，而是互为增上的助缘。遭遇不同事缘之时，应病施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随机应对，正确抉择，正是佛法大智慧的应用。

　　历代大德以各自不同的护法实践，对“以法护法”作出了功载千秋的不朽注释。

　　古印度龙树、提婆二大士，以不设“自立量”的方式，破而不立，以为道义作正名。

　　大唐盛世，佛教的教法体系初始完备，所出现的障难多半是对于佛法道理的不理解。因此，破除邪见以后，继而将道理讲明白，问难的对方也会接受。所以，此时的“以法护法”，侧重于积极“辟邪”，也是符合历史因缘的。

　　而唐以后的情况则不尽相同。

　　北宋时期，世风日下，严重影响佛教的正面形象。此时的护法重心，进一步落实到“辟邪”的功用。北宋张商英居士《护法论》的宋濂序说：“《护法论》不容弗作也！盖风气随世而迁故，奈何抵之、奈何斥之？世人观此论，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

　　明朝末年， 社会风气更是急转直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根本性的考验。以莲池大师、憨山大师、紫柏尊者、蕅益大师等四大师为代表的佛教力量，奋力挽救佛教及中国传统文化于狂澜，护法的重心更偏向于“辟邪”。蕅益大师云：“先展转纵夺以破外邪，后申立正义！”

　　民国时期，以西学东渐、五四运动、庙产兴学、世界大战等诸多社会事件为因缘，使本就羸弱的佛教更加岌岌可危，法师们纷纷寻求振兴佛教的应世良方，尤以“辟邪”的护法行动最为可圈可点。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太虚大师和守培法师。

　　太虚大师说：“要做狮子吼，发海潮音！不要做哑羊僧！”守培法师云：“平生最好是非辩，最恨是非秘不宣；明白是非如佛也，是非不别似茫然。是非混乱迷真理，颠倒是非误后贤；不到无是无非处，我终不把是非捐！”佛弟子不务是非，但也不惧是非。

　　当前，社会已经步入一个信息极度发达的时代。足不出户，便可将天下之事尽收眼底。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使得“坚守道义底线”成为权衡利益时一个重大的难题。在这既可以极端公正又可以极端偏斜的特殊共业环境中，佛教于世间的存在，早已不同于古人闭门自修便得以偏安求道的状态。正如太虚大师所说：“利害得失，既不能独享，也不能独免”。

　　这，也许正是佛教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现实状况的某种写照。

　　社会风气既已实难回避，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

　　此时，“辟邪”方法所产生的积极护法效应不容忽视。

　　圣严长老说：“对方已经不幸，切莫让他再制造更多的不幸！”放眼于人世间那五浊相争的巨大名利环境，这样胸怀的“护法”总让人倍感清凉、倍感暖意。慈悲当然是佛门不变的胸怀，辟邪的护法，本身已是无尽的慈悲。当代社会，面对恶性竞争行为对佛教名誉、形象所产生的矜伐，既要使佛门不受损，又要令恶行止得住，那该需要何等广大的悲愿和智慧的手眼？

　　星云法师说：“修行者什么都可以失去，唯有慈悲爱心不能舍弃；学佛什么都可以容忍，唯有毁佛谤教，不能姑息！”

　　昭慧法师在“思凡”事件的总结文字中提出：“‘显正’之外还需‘破邪’的积极性，权益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不去努力争取，对方能有任何改变吗？”。

　　都坎章法师说：“阻止社会的歪风邪气，那就是我的慈悲观！”

　　法藏法师云：“到相关电视台去‘严正表达关切’！”

　　文空法师说：“维护祖师尊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坚决向这样的娱乐无底线说‘不’。”

　　显然，面对宗教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在公共领域内的界分，甚至需要积极争取，才能获得信教与不信教公民的相应尊重，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

　　当《法海你不懂爱》这一戏谑佛教事件发生时，佛教界又一次面临新时代的护法抉择。有人提出侧重“显正”：做好自己就行了，戏谑佛教的事将会自然减少。而另外，也有更多人认为应重在“辟邪”：戏谑者全无对佛教和祖师的敬重之心，佛弟子有责任将其点醒并遏制其影响的蔓延。情势迫在眉睫，倾巢之下已无完卵，一己偏安，实难保全，故应重于破邪以应急。

　　如若反将“辟邪”的魄力和勇气误读为争讼和执着，势必纵容了戏谑者的侥幸心理，令其更加肆无忌惮，不知悔改。

　　白岩松说：“我们现在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道德期待，但是却拥有不断突破的道德底线。中国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心灵变革，所有的决策都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我们都一样，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关键看周围的东西是抑制我们的恶，还是抑制我们的善，而不是你是坏人我是好人！”

　　在“以法护法”原则的指导下，我们知道，对于这种拿捏历史误读之“虚”，而务当下调侃戏谑之“实”的行为，选择“一笑而过”和“听之任之”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令当事者不知收敛反思，令大众是非混淆，贻误后学。此类事件会反复地发生，而不可能“在这里结束”！

　　没有反思，就没有人性的复苏；没有争取，就没有道义的落实；

　　没有警醒，就没有人性的回归；没有提倡，就没有人性的关照！

　　任何一个民族，都必定有几座不可以被戏谑的神圣丰碑。周国平先生说：“世上一定有人的欲望不该亵渎的价值，我把那不可亵渎的价值称作神圣。”

　　为了这份神圣，有识之士们向戏谑行为提出抗诉。其实，佛弟子于自身无索无求，今日所争，只为大道。争道义反践踏，争礼节反颟顸，争底线反戏谑，争善待反调侃！面对有意编排的调侃戏谑，反对高调行恶，于天理、国法、人情，皆无不当之处。非但合理，而且道出了大众共同的心声。就佛弟子而言，这时的破邪，便是大爱——爱国、爱教。保护国粹文化即是爱国，保护敬畏之心即是爱教！

　　以法护法，应机设教，不是在“非善即恶、非你即我、非死即活”之间的刻板选择，而是回归人性、还原神圣的重要关怀。

　　“以法护法”的古训，世世代代的佛弟子都做出了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精彩诠释，从远古到未来，形成一座古今不移的护法长城。中华民族二千年的佛法精髓才得以薪火相传。“有我在便有佛法在”的无畏气概，一直震撼着各个时代四众弟子的心魄，形成洋溢在心间的信仰暖流——让灵魂有托，让生死有望，让信仰有空间，让生命有尊严！

　　我们迎来了一个“以法护法”的时代，更迎来了一个向所有戏谑佛教行为说“不”的新时代！

　　戏谑不停，护法不止！

　　不到无事无非日，我终不把是非捐！

　　愿社会各界携手同心，同愿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