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九寒冬到乍暖之春，法海事件带给我们的思考已然超出了娱乐和信仰群体的范畴。史海一滴，却折射出大海的丰富色彩。我们只有站在历史的坐标轴上，才能看清更多的问题。

　　佛法常说“随缘”“应机”，这是具有历史眼光的智慧。随缘，是随顺因缘；应机，指顺应时机。随缘和应机，皆出于对因缘的正确判断与抉择，而非消极被动，逆来顺受。此时以“破邪”的积极性来纠正因长期误读而造成的戏谑佛教之偏，正是出于对历史的深刻观察与解读。而最新的文章也给予佛教传统的“以法护法”以“顺应时节因缘选择适宜护法方式”的诠释，可谓十分精到。

　　纵观中华文化和汉传佛教的历史，“护法”在“破邪”方面的侧重始终随着文化重心的转变和佛教面临的考验愈加鲜明。顺着明贤法师在文章中梳理的从唐代到民国时期的“护法”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佛门历来所破的邪见随着时代变迁，杂糅交错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直到今天。故而“法海事件”从表面是看由一首歌曲戏谑佛教而引发，实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南宋以降，程朱之学盛行于世，儒家的实践退入礼教范畴，思想文化一反唐朝以来的灵动宽厚之风，转入沉抑，佛教的发展也受到禁锢。白蛇传说的诸多版本中最广为流行的一个便将此故事的背景定格于南宋，其中便有反对礼教束缚的价值认同。

　　到了明代，文化又转向对心性解放的倡导，而伴随着民风日益开放的，是佛教的日渐衰落。两相对比之下，人们对于佛教的误解和刻板印象自然加深，小说和戏曲的盛行更为这种误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使是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法海”禅师，也难逃误读之端倪，而这一形象也为后人在创作上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而明末的文化还遭到来自西方的挑战，天主教试图改变中国以道为尊的文化格局，而发展以人为尊的西方价值观。自身的衰落加上时局的冲击，佛教的护法在当时倍显艰难，但仍有以莲池大师、紫柏尊者、憨山大师、藕益大师四大高僧为代表的诸方释子群起反诤。有感于外来文化的强烈震动，当时高僧志士无不清晰认识到，儒释道三家因文化同根性，势必重新审视三者关系，尽弃前嫌，联手以应时局。故诸有识释子以及儒、道仁人共同主张三教同源，强调以道为尊，心为道源。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能打破教内外的藩篱，破除邪见。

　　明末的反诤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佛教的颓势，这种没落一直延续到民国。佛教的刻板形象不仅没有随着国门的开放而有所改变，反而在五四前后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鲁迅先生《论雷锋塔的倒掉》更是以白蛇与“法海”的冲突将佛教推至风口浪尖，“法海禅师”再次以“封建伪善”的身份出现，并深刻地印在大众心中。

　　面对佛教的衰落，纵然当时诸位高僧大德挺身而出，舍身护法，但时局的动荡和国家的衰弱，使社会始终缺乏成熟的机缘对此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而此时佛教的社会地位已是一落千丈。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佛教的恢复已有所起步，但历史遗留问题却伴随着社会在各个层面的变动揉入了更多的误解，成为佛教前行的羁绊。如果说古代文艺作品中对僧人“封建礼教”形象的塑造是基于当时社会背景的误读，那么今天，时代早已改变，佛教却因为无底线的娱乐而要背负当代“家长”干涉儿女自由爱情的“罪名”，这实在没有理由！

　　鲁迅先生笔下代表 封建礼教的雷峰塔当时便已倒掉，时代的进步无需树立新的“雷峰塔”。此时再来打倒的已经不是“雷峰塔”，也不是“干涉自由的封建禅师”，而是在“塔基”上重建的“非封建礼教的时代信仰”，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辛苦建树的宗教文明与人际伦理的基本秩序，是佛教参与和谐社会公共创建的努力。

　　因此，要解决时下对佛教无厘头的戏谑，必须要澄清这一问题。错误虽然来自历史，但有必要在今天结束。这也是佛教界要求歌者道歉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这样的期许并非只是愿望。上世纪80年代，台湾佛教面临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与今日大陆何其相似。因为“思凡”事件，佛教在宝岛迎来了扭转局势的机遇。这离不开佛教界的韧性努力，也和传统文化在台湾较为完整的承续有关。如同明末佛教虽然衰落，但以三教同源的文化背景为支持，亦能在关键时刻支撑局面。因此我们看到，宗教信仰的回归需要社会文化为其指点方向。

　　如果说明末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多限于宗教层面，那么今日西方文明的影响早就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世界的开放向我们提出了更为放开的心态要求，但也使我们在积极迎接世界文化的同时，无暇顾及对优秀传统的认识和传承。为何“文化自觉”的提倡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因为这并非“大而无当”的口号，而是警醒的信号。如果我们轻易抛弃了传统，所丢失的不仅是几个“文化符号”，受损失的也并非一个泱泱大国，而是整个世界文明。

　　西方文化所提倡的人本主义总的来说基于实有物化的认识，而东方文明总是在心性层面有着更高的认识和实践，这也是为什么佛教虽然源于印度，却能最终融入中华文化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原因。近几百年西方物化文明的极大发展引发了世界性的变革，但时至今日，人们有感于无节制的物化对人性造成的深刻伤害和无奈，越来越认识到东方文明对人性回归和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积极作用。

　　此次法海事件中，法律界人士提出法律层面的考量，为佛教指出了新的方向：在努力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以法律的底线保护道德的底线，以有形保障维护无形之法。这也是佛教为走出困境，打破隔阂，融入时代所做的积极努力。

　　法律的保护对弱势中的佛教来说无疑是时代所需。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就佛法本身来说，却显得无奈。毕竟，以有为制度来护持无为之法与“自觉”道义，本就是心性自觉缺失的体现，这实在是面对“高调行恶”的时代特色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对此，也许可以给出“法无定法”，“权巧方便”，“利物有则，随时而济”的解释，可以予以制度层面可操作性的肯定，但请勿忘老子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本净心性遭遇物欲无限扩张的节节后退，而心性上的“退而求其次”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比如基本的道德成了需要反复提倡的稀有之物，比如在群体性耻于崇高，耻于敬畏，耻于信仰，耻于深刻，耻于智慧之下转而对空虚无力的“正能量”的盲目追捧。

　　这种后退使得人们对维护底线道义的呼声报以各种冷嘲热讽，更加反衬出心性层面的反思迫在眉睫，这又以人性的反思为基础。

　　佛教的发展离不开人性层面的反思，没有道德底线作支撑的信仰必不可靠。文革以后，社会在快速复原，但即便是今天，人性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对此任意践踏的现象时有发生。对这些问题我们做了制度、法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考量，唯独欠缺缺少基于人性和心性的真正反思。往往是，我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道德期待，但是却拥有不断突破的道德底线。

　　在法海事件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对人性尊严的漠视。鲁迅先生的话依然深刻：“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这是自古至今的真实写照。因为不了解心的本性，所以难以反思人性。因为缺乏对人性的认识，所以受欺于“自由”之名，木然于被损的尊严，漠然于破邪显正的护法，甚至主动打破道德底线亦浑然不知。

　　因此，宗教的回归有赖于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回归首先要重拾我们的良知。对于不信佛的人们，良知是立身的根本；对于佛弟子，佛法对良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变的始终是八个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护法”也是护心，护心并不局限于佛门。每个人对自心尽一分负责，就是对世界尽一分责任。正如佛法所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就是世界啊！

　　以良知和法律维护道义的底线，以人性的反思护卫心性的纯净，以佛法的正见扫除盘踞的邪见，这是今日“以法护法”更为广泛的内涵。今天，为法海禅师正名，为传统文化正名，既源于历史的反思，更是时代的需要。因为我们所迎接的不仅是护法的新时代，也是护持自心、护持文化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