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秋玲 佛教徒有“生气权”。因为在他们成为佛教徒之前，首先是人。在平等的人的权益中，对于不公平待遇、信仰歧视或遭受人权侵害，不光有产生情绪的权益，更有保护自身的权益。

　　佛教徒有没有“生气权”

　　只要是人，就有人权，也有选择信仰和保护信仰自由的权益。遇善则喜，遇恶生嗔，这是一个人必然会产生的情绪。面对一个跌破底线的人群对自己的信仰无端栽脏，居然还能没有情绪，如果不是特别的修行人，就是一个病人。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是非不分的，是藏污纳垢躲在佛门混生活的，他们希望是非不分的事件发生得更多，以便于自己的恶劣行径不会遭到佛门的检讨，让自己安全地依附佛教团体把生活混下去。

　　“法海事件”中，有人将佛教徒抗议亵渎佛教宗师行为，作侵犯言论自由论处。国家的宪法确实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同时也规定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集体和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这其中就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正如法律人士指出的言论自由应在不伤害原则，不冒犯原则和道德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才是合法的。同时，法律还给与公民在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的时候，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的权利。

　　王志远教授就此发表评论说：“总不能你耍了我一阵子，我提出‘你能不能不耍我’也不行，现在是个人人都可以说话的时代，你有你对我开玩笑的自由，我有我不让你专拿我开玩笑的自由。”商业的黑手伸向宗教，真是时代的不幸。“法海事件”中，无论是对僧人形象的戏谑，还是对佛教徒人格尊严进行的直接攻击，都明显侵犯了佛教徒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佛教徒当然有权表示不满，更可以有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

　　佛教徒首先是人，在受到恶行侵犯的时候，他们有对善良保护，对邪恶反抗的权利。在“法海事件”中，网络水军指责佛教徒的捍卫行为是动嗔心，他们将法师骂成“秃驴”，将善良居士的善意劝诫说成“丑陋嘴脸”，将汉传佛教说成既非印度又非中国的“混合物”而非中国文化，将佛教祖师说成干预男女恋爱的“恶人”。对于这样的恶性亵渎和诽谤，佛弟子出来说话，维护自身合法的人权和信仰自由，此行为也被说成是“动嗔心”，不符合佛教忍辱的修行。真是“天生欠他包容债”，天下之大，岂有此理？

　　佛教本身是有忍辱的教义，这是个人修为方式的一种。在个人修行过程中，为使自身德行尽快提升，当自身遭受恶毒攻击时，忍辱是了不起的修行。但佛门之忍可欺乎？为何要欺辱佛门的忍辱者？因为道德越轨。面对自己面前的一位忍辱修行者，越轨者没有对照自我心生惭愧，反而趁势下手——趁他好欺负，就拼命加以欺负，正是鲁迅所说的“弱者抽刀，只是向更弱者。无可救药的人群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瞪眼”。国人的劣根性中，吃柿子捡软的捏，这是十分著名的一种。因为自觉无需付出代价，所以软土深掘肆无忌惮。

　　然而，他们选错了对象。佛教徒的忍辱修行历来只是对自身的要求，是内心坚韧而勇敢的修行，自古以来都不会将忍辱异化成为怯懦。修行人连自己心底的贪嗔习气都不畏惧，哪会惧怕无端的栽脏、亵渎？既然心底拥有这样的勇气，就更不会弃整个三宝尊严而不顾。佛弟子自身遭受羞辱，一切都堪忍，三宝与佛祖遭受羞辱，则誓要抗拒到底。佛弟子一切都能失去，唯慈悲心不能放弃，一切都能容忍，唯亵渎佛法僧不能姑息。正因为深刻明了毁谤三宝果报的可怕，则更不愿意让自己同胞也无知犯下严重果报的过错。所以，法师们说：对方已经不幸，一定要设法使之不要制造更多不幸。

　　因为是人，佛弟子有忍辱修行的权利，更有“动嗔心”的权利。鲁迅说：“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无论是爱，或是不爱，违逆基本人权的行为，再怎样为自己立牌坊，也最终还是要遭受唾弃。对无理的行为，佛弟子不光要“动嗔心“，而且要作狮子吼，要使“百兽闻之皆脑裂”，甚至要“合取狗口，打折驴腰”。这种“嗔心”，佛教徒人人皆可得以尽力发挥之。其实，怒斥妖魔的威喝声中，妖魔最怕佛弟子有“嗔心”，因为他们胆裂了，无理行为者总是怕受害人有“嗔心”的，那将使自己无处藏污。

　　佛子用的却未见得是“嗔心”，因为要让他们别再制造更多不幸。所以，谁来炒作“嗔恨心”的话题，一眼就能看明白，当贼做了贼事以后，必然是怕受害人动嗔心的，因为害怕大难临头，无论如何伪装，也总是他冒犯了人，而不是人冒犯了他。假牌坊可以立到天上去，却总奠基于偷偷摸摸的贼心眼。佛弟子不炒作“嗔心”的话题，因为即便怒斥亵渎者，那也是为道义而发声，嗔心的帽子是扣不上来的，甚至嗔心也谈不上，因为往往对邪恶嗔心越大，便对公平正义的慈悲心也越大。

　　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是在祖师遭到亵渎以后人们对“沉默者”提出的反问。

　　“法海事件”中，至少有两类人总是高谈“不生气”，一类是以“宽容”、“忍辱”的字眼来显示自己掌握了“佛陀本怀”的“高人”；一类是用“犯嗔”、“执着”、“小题大做”来指责护法佛弟子的“看客”。二者除了身份区别外，一致的特点就是对高调作恶视而不见或保持沉默。沉默，有两种好处：

　　第一，获得好名声。这些“不生气”的人们，往往在抵制亵渎声中“另类”地站出来，在第一时间与“动嗔”佛弟子“划清界限”，以显示自己的“不同流合污”的道德优越感，以此反衬，获得“包容”、“忍辱”、“慈悲”、“不争”的好感觉、好名气。

　　第二，避免遭遇“枪打出头鸟”的后果。这些“不生气”的人们，也用这些“好名声”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安全的外壳。因为据理力争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有可能受到牵连，甚至遭到报复，所以不如选择性地装聋作哑，以免做那挨枪的“出头之鸟”。

　　但他们真的“不生气”吗？他们只是对戏谑佛教不生气，对恶搞传统文化不生气，但他们对护卫佛法的佛弟子生气，对支持文化自觉的网友们生气，对维护社会风气的热心人生气。这些“不多事”者一直“最多事”，捍卫真理的前沿他（她）们“忙个不停”地灭善扬恶。他们惯于通过给别人扣“恶”的帽子来给自己立“善”的牌坊——只有我才是心怀慈悲、不嗔不怒的护法者，而你们都是没有修行的坏法者；只有我才维护了真理的形象，而你们都给真理抹了黑。

　　在这些人眼中，忍辱、息嗔、慈悲只是他们蛊惑大众，保全美名，操纵人情的筹码，是攻击正义的利器，而不是修行的自我要求。打着道义的幌子给自己立“牌坊”，还容易带来美名之外的各种利益，对他们而言，玩弄这一套手法的快感，远比维护道义和弘扬正理来得要紧。口里满是慈悲，心里则恨极了“不买自己帐”的人。

　　在有选择的“不生气”之下，与恶人同流的选择安全又快感。诗人北岛在《宣告》中对“不生气的好人”感慨道：“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其实，不仅缺乏英雄，反而发酵出不少头顶“好人”光环的小人。“好人”哲学大行其道，做“好人”远比做“人”吃香。因为做“好人”可以八面玲珑，可以见风使舵，可以明哲保身，可以捞名谋利，可以藏污纳垢，可以人前装人，人后做鬼。而做一个“人”，却要付出直面责任，直面罪恶，直面良心的勇气和代价。

　　这些“不生气”的“好人”其实早已亲手把他们“苦心”经营的“包容”、“不执著”、“慈悲”等牌坊统统推倒：他们容得下戏谑佛教、亵渎贤圣，却容不下维护正法、尊重文化；他们容得下高调行恶，却容不下底线道义；他们容得下伪善造作，却容不下真切诚恳；他们容得下歪风邪气，却容不下浩然正气；他们容得下黑白颠倒，却容不下是非分明。

　　这些“从不生气”的“好人”只在善的面前疾言厉色，却在恶的面前默不作声。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在充当“恶”的走狗，与“恶”一起做着无良的买卖。正像鲁迅所说：“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行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亵渎面前他们是在“不生气”，是选择性沉默的“好人”，可是，沉默的好人做了邪恶的同盟！

　　“佛教徒动嗔心”话题是扣的帽子，不是谈的道德

　　“佛弟子动了嗔心”，是对人扣的帽子，不是在说“不动嗔心”的可贵，不是讨论“忍辱”的可贵。对亵渎他人者而言，他们需要一个亵渎外人的安全机制，也就是说，不管他对谁下手进行亵渎，受害者最好是忍气吞声，分不清青红皂白，分不清自己是被骂了还是被表扬了，最好是一个“包容”就能解决问题，最好是一群打到脸上也不做反应的木人。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了。这种人提出的“佛弟子不能动嗔心”的要求，自然是了解一点佛教的教义，不过他的了解不是为了自己去修行，而是为了攻击别人的修行。

　　当受迫害者对自己进行反弹，说他“动嗔心”，是一个既附带着佛教思想信号，又能压住对方的话头。说白了，如何保证自己骂佛子不被还击呢？就是拿佛的话来压住还击自己的佛弟子。中国阴阳家的战略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里使用的方法是“以佛门之道来还治佛弟子的不满”，当然，不是讨论道德，也不是自己要修行，而是在打击道德，在使用诡计。而且，这诡计用得早已脱离了正常的人际伦理，他不能容许公平，而是将抹杀人权的心思糅合到道德话题中，以反打压方式让佛弟子必须接受，非但不是在谈道德，而且是不道德中的最不道德，说他是流氓的逻辑，一点也不为过。

　　伤害你就摁住你的逻辑

　　管不好自己就管他人，要放纵自己就摁住他人，这是“法海事件”中佛弟子的一些论敌所操纵的手法。千万条理由，左躲右闪的说辞，最终都是为了让佛教界接受：我骂你父母你应该高兴，我打压你佛教你应该感恩。

　　使用“爱”、“关怀”等名义，全力打造一个“我骂了佛教也是‘为了更多人的好’”的大语境，既为大众打造一些安全感，也将安全感留给自己，更重要的是将安全感渗透到佛弟子的心目中。如果渗透成功，亵渎佛教的安全机制就形成了，再怎么肆无忌惮，高调行恶，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了。

　　只图偏安的众生，在增加的安全度中，奴性也一定会加足，这个问题终于从“法海事件”开始得到反思。

　　奴性加足了的偏安感，其间隐藏着严重的迂腐成分。哪管他山塌屋陷，哪管他洪水滔天，得过一天且过一天的“安全之度”，在“法海事件”中被反衬出来。这是亵渎佛法者最需要看到和最愿意去培植的佛教教内的迂腐力量，在整个诽谤三宝的“安全环境”中，这种迂腐是迂腐者本人和诽谤者共同需要的存在。然而，在法师和有识之士们的呵责声中，诽谤三宝者的面目被揭穿了。而求偏安者呢？的确是该反思了啊！太虚大师说：“利害得失，既不能独享，亦不能独免。”其实，我们谁也不是局外人。

　　放毒在哪里，就消毒在哪里

　　佛门的慈悲从来不是软弱无力的空话，佛门的恶辣钳锤正是清理邪见，对治高调行恶的最大慈悲。王雷泉教授说：“放毒在哪里，就消毒在哪里！”诽谤三宝在哪里出现，我们就在哪里站出来！

　　佛弟子并非得理不饶人，并非小气不宽容，但如果不是以戏谑者的道歉为前提，那么这样的宽恕无疑是纵容戏谑之风继续肆虐，没有一点好处！

　　当然，如果论理、呼吁、棒喝都不能使对方“回头是岸”，佛弟子也不排除使用法律武器。佛法中，历来徳治与法治相统一，导之以法，齐之以律。这是佛陀的化世精神。佛弟子对内以戒法自律，对外也可依世间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其实，法律、信仰和道德在一定层面上是不容分割的。一个呼唤法制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信仰重建的时代，因为宗教的信仰恰恰给予了法律以道德支撑。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法海事件的讨论中，信仰的建设与道德的回归也逐渐成为人们开始关注的话题。正如凤凰网华人佛教《问道》节目所言：敢发声说话是历史的进步。

　　在这场大讨论中，佛弟子既看到了令人振奋和欣慰的理解与支持，也不会忽略任何质疑和责难。这其中有无端谩骂，也有关心佛教的思考与建议。这些责难不也正在说明，时下大众对佛教本身的关注和对佛教信仰的需求吗？

　　在以前不少人的印象中，佛教总是软弱的，可欺的，佛教已太久缺乏狮子吼、大雷音般的提振。而需要提振的不仅是佛教自身的形象，更是世道人心。社会需要一个勇于担当的佛教，需要一个匡正道义的佛教，需要一个唤醒人心的佛教，需要一个给人希望的佛教。

　　因此，对邪谬荒唐的亵渎予以棒喝，不是佛弟子个人的私事，而是密切关系社会大众的担当。正如法师们所言：“抵制社会的歪风邪气，就是我的慈悲观！”

　　是纵容一个人的狂欢，还是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全在我们自己。面对无理亵渎，佛弟子必须坚定地站出来，因为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