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兴教寺

　　核心提示：从“兴教寺事件”发生以来，国家宗教局、国家文物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等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学术单位对此都发表了声明，中央电视、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等众多电视台以及《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民族报》、《中国青年报》等大量报纸和各大网站均连续报道了兴教寺问题，海外媒体也纷纷报道，给予密切关注，数千万中国网民热情参与，抨击、担忧、辩论、建议等各种情绪充斥网络，并出现大量激烈反应。本文作者李利安教授，撰写宏文，分析了兴教寺文化遗产的五位一体特性，及兴教寺在被申遗过程中就存在着诸多疏漏，而引起此次轩然大波，并提出了三套解决方案。透过此次事件，给予我们哪些反思?

　　一、申遗：兴教寺遭遇“绑架”

　　兴教寺又名“慈恩塔院”，全称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南郊终南山下的少陵塬南坡上。历史上最著名的西天取经高僧、为中国佛教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于麟德元年(664)圆寂，葬于浐水之东的白鹿原畔。总章二年(669)，奉高宗敕命，玄奘法师的灵骨迁移于此，建塔安奉。唐中宗(705-710)为玄奘大师亲制影赞，谥号大遍觉，塔称大遍觉塔。后因塔建寺，唐肃宗(756-761)拜谒玄奘灵塔时，题额“兴教”，遂称寺院为兴教寺。

　　玄奘一生弟子很多，中国弟子中最著名的是窥基，国外弟子中最著名的是圆测。窥基为唐初将门之后，出家后师从玄奘，著述宏富，号称百部疏主，因常居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圆测本为新罗国王孙，来中国后师从玄奘，卓有成就，因常居长安西明寺，人称西明法师。永淳元年(682)，窥基法师圆寂，陪葬玄奘塔右册，名慈恩塔。宋政和五年(1115)，后人将葬于长安丰德寺东岭的圆测法师骨骸迁移陪葬于玄奘法师塔左侧，名西明塔。至此，三塔形成“品”字结构，成为唯识宗最完整也最重要的祖师舍利供奉地，同时被称为中国佛教唯识宗的祖庭与中国佛教的圣地。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传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2012年4月，陕西省确定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名单，包括兴教寺塔在内。当年10月，僧人得知申遗过程中将进行大量拆迁，立即提出异议。在无法改变拆迁方案的情况，今年1月份，兴教寺住持宽池法师提出退出申遗，但没有获得许可。2013年3月7日，西安市各相关部门到兴教寺视察申遗工作。次日，在没有征得兴教寺僧人同意的情况下，《西安市长安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兴教寺塔申遗工作任务安排的通知》下达到兴教寺，要求在5月30日之前完成对寺院约三分之二的建筑的拆除。

　　4月1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兴教寺因为申遗将遭遇大规模拆迁的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众多著名媒体和六小龄童等著名人士纷纷给予高度关注，网络上的谴责与质疑之声更是铺天盖地。4月11日，有关方面宣布拆除的建筑均非文物，且为违规建筑，并公布了调整后的拆迁方案，但拆迁面积仍然占到寺院总建筑面积的一半左右。寺院于当天下午再次提交了退出申遗的正式书面申请，旋又发布了《维护兴教寺僧团的生存权和僧团与玄奘塔一体性的请示》，认为兴教寺被申遗强行绑架。

　　与此同时，国家宗教局、国家文物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等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学术单位对此都发表了声明，中央电视、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等众多电视台以及《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民族报》、《中国青年报》等大量报纸和各大网站均连续报道了兴教寺问题，海外媒体也纷纷报道，给予密切关注，数千万中国网民热情参与，抨击、担忧、辩论、建议等各种情绪充斥网络，并出现大量激烈反应。

　　二、审遗：才知“绑架”的含义

　　我们从宗教学的角度审视一下兴教寺的文化遗产，就可以理解兴教寺僧人所说的被绑架的真实含义以及这种绑架对兴教寺文化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损害。笔者认为，兴教寺的文化遗产是五位一体的文化统一体：

　　1、存在形态的形神一体性。兴教寺文化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美结合，其中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为三座佛塔，以及其他一些佛教文物和寺院建筑与遗址等，这是兴教寺文化的形。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为兴教寺所传承的各种佛教信仰、佛教义理、佛教风俗、佛教节日、佛教音乐、佛教仪轨等内在文化形态，以及僧人的精神气质、法事的庄严氛围和兴教寺所蕴含的神圣性、感召性、清净性等，这是文化的神，而这些主要是由僧人传承并借助于他们的宗教活动来彰显的，所以，殿堂结构的打乱和僧团和合氛围的破坏尤其是僧寺分离，必然造成宗教活动的受阻，并导致文化神韵的流失，与此同时，各种物质文化形态也很有可能因此而失去神韵的滋养而从圣物蜕化为文物。就像兴教寺宽树法师所说的，玄奘塔既是宗教文物，也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塔奉舍利，如尊亲在，塔、佛、法、僧是四位一体的。“如让僧团都住在山下，与塔、佛分离，将是灵魂与身躯的分开，寺院也将失去佛教的象征。”2008年10月，“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会议”通过《贵阳建议》，强调了物质要索与非物质要索的重要关系，提倡对于具有活态性质的文化遗产保护，原真性和完整性必须被赋以新的内涵，要实现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历史和现时的整体保护。可见，忽视文化的神韵或者人为阻断文化的形神一体性，都是对原有文化形态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伤害。兴教寺文化遗产的形神一体性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

　　2、传承体系的古今一体性。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兴教寺创建于唐初，至今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无论是现存的殿堂塔楼，还是目前的法事仪轨，无论是目前的空间结构，还是当代的信仰习俗，都是在千年岁月中不断演变增删而形成的。这一过程是延续不断的，犹如一条长河一样不可分割，形成绵延不断的法脉，从而使兴教寺的殿堂塔楼和佛教文物的生命得以延续，这种没有中断的历时性演变犹如生命的新陈代谢一样，呈现出持续的鲜活性和稳健的生命力，避免了非宗教活动场所的殿堂塔楼和博物馆里的佛教文物归于死寂的命运。这一历时性链条中有三个最重要的节点，一是唐代的兴建，二是民国的复兴，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终完善。三个节点形成三个依次相连的历史坐标，支撑起兴教寺今天的基本格局。撤走其中任何一个历史坐标，不但兴教寺的法脉难续，历史记忆可能中断，而且兴教寺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也会严重受损。

　　3、文化特性的凡圣一体性。兴教寺文化遗产不同于没有批准为佛教活动场所的寺院，如大荐福寺，更不同于博物馆里的佛教文物，因为那里的殿堂楼塔和各种造像与器物仅仅是文物，只有世俗的文化意义，没有神圣的宗教价值。而兴教寺的文化遗产，首先是宗教意义的圣物，其次才是世俗意义的文物，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物品，如艺术品、餐厅、厨房等。无论被纳入这次申遗的玄奘师徒三塔，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建的卧佛殿、大遍觉堂、禅堂、闻慧堂等，甚至是专供僧人食宿和日常生活的僧寮、兴慈楼、香积厨、斋堂等，都因为有宗教活动或为宗教活动提供支撑，而成为宗教意义上的圣物。所以，无论文物或艺术品、生活品的世俗性，还是僧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世俗性，都同时具有清净超俗的特性。正如兴教寺僧人一再强调的，修行与生活一体化是佛教自古以来的传统，圣物与文物一体化是佛教文化遗产的基本特质，这是理解兴教寺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4、所处环境的天人一体性。文化遗产总是处于一定的空间，并与周边环境形成某种有机的联系，这种联系被认为也是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存在状态，对文化遗产的发展、演变与特质等具有重要影响。兴教寺位于少陵塬南坡，面南俯瞰樊川，远眺终南山，形势宏阔而壮丽。所在山坡远离都市和村落，属于典型的西安土塬地貌，山路蜿蜒，山坡悠缓，草木杂处，塔寺殿堂错落有致，疏密有致，静谧独处，与山坡浑然一体，形成人文与自然紧密呼应的态势，符合关中寺院的基本风格。若拆除大量建筑，人工绿化寺塔周边地面，并重新处理传统的路面，虽然可以获得轻松宽敞之气象，但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完整紧凑的寺院格局和天人一体的寺院风貌相背离。

　　5、构成元素的僧寺一体性。笔者认为，宗教文化的存在形态共有六种要素，其中内在形态由宗教教义、修道法则、信仰心理三要素组成，而外在形态由场所、信徒和宗教活动三要素构成。佛法僧三宝中，佛供于场所，法彰显教义，而僧作为法的传承者和信仰心理的体验者，驻锡寺院，从事各种修行活动，形成动静一体的佛教生活画卷。兴教寺自古以来都有僧团驻锡，香火相传，三宝具足。从寺院格局来看，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法堂、卧佛殿以及两侧的诸堂，以供佛为主，属于佛区;中轴线以东的藏经院则属于法区;中轴线以西则属于僧区。僧区又分两院，紧贴中院的是南北相依的慈恩塔院和三藏院，属于古代慈恩宗高僧供奉区，偏居西端的则是当代的僧人居住区，即僧寮和兴慈楼所在地。总体上看，以中轴线及其两侧形成佛法僧三宝一体的寺院格局。拆除当代僧人生活区明显破坏了三区统一的外在格局与三宝一体的内在体制，是不利于保持文化生态的完整性的。张小平先生曾经强调，“切实加强文化生态环境保护，使文化遗产得以活态传承。注重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是为文化遗产提供个鲜活的立体空间，包括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

　　以上五种不同的“一体”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呼应，形成五位一体、密不可分的总体格局，这正是理解兴教寺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及其存在价值的关键。可惜的是，在这次申遗中，佛教文化本有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被忽视，一种与佛教文化有差异甚至在很多方面有冲突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原则成为整治兴教寺的锐利武器。在这种裁剪原则下抛出的兴教寺拆除方案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对上述五位一体的文化遗产形成损伤，这正是兴教寺僧人坚决反对、社会舆论强烈关注的深层原因之一。

　　三、审疑：令人疑惑的兴教寺申遗活动

　　申遗有助于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被申遗可能就有问题了。特别是宗教文化遗产的被申遗，遭遇的问题就更加复杂，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外，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特别是文化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重重相交的迷雾，需要踏入其中的申遗工作人员格外慎重，否则，带给社会的将是一个个令人费解的疑惑。兴教寺被申遗过程中就存在着诸多疏漏，值得我们反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要利益相关方被漠视。兴教寺申遗主要是一个官方的行为，所以申遗者为官方以及官方组织的专家团队;遗产本身的代表则是兴教寺，他们属于被申请者一方。按照联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规定，利益相关方的同意与积极参与是申遗的前提，也就是申遗者与被申遗者之间必须彼此认可，联手协作。而在本次申遗活动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实现高度的合一，甚至在很多方面出现割裂，体现在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兴教寺被排斥在申遗核心队伍之外，他们的申诉甚至被相关领导明确回应为“不用考虑”。在兴教寺看来，“申遗他们原本是支持的，但兴教寺首先是一座宗教活动中心，其次才是文物建筑。西安市政府与文物保护部门没有接纳他们的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样的申遗可能是违背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精神的。

　　2、兴教寺文化结构的一体性被忽视。兴教寺的文化是多重元素有机统一的整体，可是在本次申遗过程中，这种文化的统一体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关于三塔与寺院的关系，千年来塔寺一体的格局因为申遗中所遵循的国际化标准而被强行割裂。三塔被抽离出来申遗，并被单独保护，看似受到高度的重视，实则直接折断其文脉，隔断其地气，伤及三塔的灵魂。拆除周边建筑并进行绿化，美化了景观，但改变了其固有的文化生态。再譬如，文物与圣物之间一体同在的关系也被忽视。在申遗者视野里，作为宗教圣物的玄奘塔仅仅是文物，忽视了塔的宗教价值以及僧人们与此相关的宗教活动需要，而同样具有神圣意义的其他殿堂则因为不是文物而不被重视，并依据文物尤其是申遗的原则而予以剪裁，从而出现大规模的拆除。再譬如，对僧寺关系的割裂，斋堂与僧舍被全部拆除，未来承诺在山坡下另外选址重建，这意味着僧人将离开玄奘塔所在的传统寺域，僧寺一体的格局将被打破。另外，另外，历时相续、古今一体的结构也因1990年的时间界线而强行割裂，遗产之形的过度重视与遗产之神的被漠视，也造成形神一体关系的割裂。如此冲击兴教寺文化宗教性本位与一体性结构的申遗，首先遭到了兴教寺僧人的质疑，随之而来的就是广大信众的批驳。

　　3、热烈的社会舆论得不到应有的回应。这本质上是官民关系问题。本次事件中，数千万民众的热烈讨论、密切关注、乃至愤怒声讨与有关方面的自我辩解与持续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在4月12日之后，民众的观点与宗旨同官方的观点与宗旨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很大的距离，民众难免有激愤与疑虑，申遗主管部门应该有澄清的责任，并应该根据主流民意及时做出调整，例如，如此大规模的拆除对僧众宗教生活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兴教寺宗教地位的挑战如何面对，僧舍斋堂拆除后僧人的生活如何安顿，僧人们对未来可能存在的商业化开发的顾虑如何消除，等等。可惜的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公开性应对与真诚的说明，私下的解决方案如果有的话，社会大众也无从知晓，只能猜测。包括是否应该退出申遗，也应该正视民众的意见，“继续申遗还是退出，政府部门不能凭单方意愿哪怕是主观良好愿望决定，毕竟利弊分析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迥然视角。在‘充分尊重寺院意愿’的同时，还需广听民众意见。”我以政协委员身份提交政府的一个紧急呼吁和一个应对建议，前者没有回应，后者据说受到主要领导的批示，但受理批示的有关部门从未与我沟通。这种信息不对称以及神秘冷峻的背后说明了什么?

　　4、宗教场所的申遗却只有文物专家参与。兴教寺玄奘塔是宗教圣迹，而且是活着的宗教圣物，同时位于宗教活动场所之内，是兴教寺宗教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可是本次申遗领导者是政府，主导者是文物专家，由于忽视圣物特性，只注重文物特性，所以既没有充分重视佛教界的意见，也没有认真征求佛教学者的建议，甚至连宗教政策方面的专家也没有参与，呈现出纯文物的一枝独秀，把本来是宗教活动场所的兴教寺搞的哭笑不得，海内外佛教信徒也是怨声载道，这样的申遗令人疑惑。

　　5、护国与兴教的关系出现割裂。兴教寺全称“护国兴教寺”。这次事件中恰好在考验护国与兴教之间的关系。兴教就是佛教的兴盛，就是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就是人心的净化与社会的教化，而护国就是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包括本次申遗，在当代中国也是被当作地方政绩和国家发展的一种契机。佛教护国的关键不在于促进城市扩展，不在于旅游开发，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在于文化的传播和人心的净化。心净则国土净，心平则天下平，所以，在佛教的逻辑里，只有兴教，才能护国。佛教文化所具有的经济效应也是在文化功能的发挥中自然形成的，而兴教寺的经济功能已处在政府的策划之中。《2012年西安市长安区重点招商项目》中就有“以兴教寺为景区核心，建设一个融旅游、文化、商贸、园林、观光、休闲度假、宗教体验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计划总投资2.3亿元人民币”的宏伟构想。可见“国”与“教”的天平已经失衡，正如兴教寺僧人所担心的，“大家都认为申遗是好事，但对于部分领导干部强调的‘大手笔、大动作’、‘好好运作’，实在让我们心有余悸，围寺敛财的事绝不能发生!”民众最为激烈的批评也主要指向了商业化开发导致的文化与经济的强行嫁接以及教化与逐利之间的人为割裂。冯骥才先生指出：“很多地方对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性缺乏认识，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资源，甚至简单地与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挂钩。往往是某一遗产申报成功，列入名录，便大举开发。把文化遗产开发当做土地或矿产一样开发，其结果是热闹一时，不仅所获经济成果十分有限，而且会造成浪费，并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根本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