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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教寺护法：民族长远之计 国家安定之方 核心提示：佛教来到中国后，继承了佛陀光照人天的爱国风范。佛弟子每每以爱国爱教为己任，在日常修行中不忘时时提点，更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大无畏之姿保家卫国。宋有“忠君护国”的大慧宗杲禅师，明有平定倭寇之乱的戚继光居士，清有虎门禁烟的林则徐居士，民国太虚大师于抗战时期发表护国演讲，号召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出访海外，疏通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佛教界有“僧伽救护队”和“上马杀贼，下马念佛”的佛教游击队、佛门远征军……5月30日兴教寺拆迁大限将至，人们不禁要问，兴教寺护国，谁护兴教寺? 佛教护法，佛弟子从来不回避 而实际上佛教的护法，佛弟子从来都不回避。 “护法”首先是一个名词，又称护法神，是佛教的护法者，拥护佛陀的正法。佛陀为顾虑末世会有诽谤正法、破坏寺塔者，就派请四大声闻、十六阿罗汉等护持佛法。今日的佛教界，对于虔敬三宝，护持佛教的在家居士，都以“护法”称之。再者“护法”是一个动词，保护、维持正法的意思。所以，佛教从佛陀时代就有了“护法”。 唐欧阳修排斥佛教，张商英做《护法论》予以辩驳;明代天主教进入中国，并强烈冲击佛教，四大师奋起反诤;民国“庙产兴学”，“中国佛教会”应势成立，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由太虚大师撰“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送达正在首都召开的国民会议……历史上的佛弟子从来不乏护法行动。说到护法，又不禁想起当年虚云老和尚的护法经历。 当年虚老在鸡足山时，李根源任云南新军统领，他曾在德国留学，一向厌恶他所理解的神佛迷信。李根源率军队杀上山来，一路拆炸佛寺，逮捕和尚。此时的虚云老和尚正在祝圣寺内讲经，突闻僧人们狂奔报信。虚老果断而坚定地决定下山劝阻李根源。 作为一代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并没有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或一走了之。而是以清净无染的出世之心，行积极入世之道，力挽狂澜地阻止了这次鸡足山法难的进一步蔓延。 100年前李根源要上鸡足山拆庙。100年后的今天，也有人想拆庙，地点在西安。 保护兴教寺即保护佛教 风口浪尖中，兴教寺“被沉默”，但善与恶的力量一直在博弈。了解了真相的人们深知，保护兴教寺，不只是保护一座寺院不被权力和利益左右。保护兴教寺，是在护持佛法，是在保护汉传佛教的命脉。 首先，兴教寺是佛教的寺院，是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借各种名义行“驱僧夺寺”之实是对佛教合法权益的直接践踏。尤其是为了地方财政、个人政绩等世俗利益，将兴教寺及寺塔用作商业开发的道具，置于不伦不类的“展品”地位，更是对佛教信仰的严重亵渎，对寺院僧人正常生活修行的直接干扰。 即便是“申遗”，兴教寺塔首先代表着佛教这一特殊的文化。佛教并不是死去的古董，而是延续至今，并且必将传承至未来的鲜活信仰。在这里，兴教寺塔的生命、玄奘精神的生命和佛法的生命正因为兴教寺和僧团的坚韧存在而得以延续和传扬。如果拆了僧房，赶了僧人，只留三塔，做了商业开发，只要空壳，不要灵魂，那就是硬生生将佛教鲜活的生命传承截断，那就成了“腰斩”佛教未来的罪魁祸首。 其次，兴教寺事件并非孤立，兴教寺是当今佛教“经济法难”的典型。兴教寺事件的持续发酵折射出佛教受到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法侵害的严重程度已然不容小觑!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兴教寺事件牵扯出的诸多触目惊心的陈年旧账，而此前大众根本不会了解佛教在文革以后遭受的种种无理侵害以及栽赃陷害到了何种程度，也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就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光天化日下，觊觎佛教利益者打着种种旗号，化作一只只巨大抓手要把佛教从它的净土中拖出来为这个日益浮躁的俗世所利用，为他们的贪婪背黑锅，为他们挖祖坟、坏文化的行为做垫脚石。在表面的“发展”下，佛教正在被“物欲”的疯狂扩张一点点蚕食，而且吞食得那么“理所当然”。 君不见，文物部门以种种蛮横态度霸占理应归还给佛教的寺院，抢夺已经由佛教界收回的寺院，利用寺院的空壳收费经营，买卖租赁，谋利敛财。君不见，地方当局打着佛教的主意，处处将寺院、圣物、僧人乃至佛教教义当成可以利用的“商机”，把佛教当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花瓶、小丑乃至提款机，随意玩弄，耍尽手段，谋取暴利。君不见，假僧遍地，伪寺猖狂，佛头着粪，佛脸刮金，少林遭谤，法门蒙难，更有兴教，危在旦夕。 仅从这次兴教寺事件来看，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链条赫然浮现，兴教寺不过是他们手下的一枚“马前卒”，背后则是精心蓄谋已久的借佛敛财计划。这个计划，前有法门寺景区作“成功”案例，后有长安区八大寺院、四大祖庭被纳入名单。一旦兴教寺“被申遗”成功，那么就多了一个“成功先例”，寺院景区化、恶俗化、“被承包”、“被上市”等恶行就会更加肆无忌惮，而后起的效仿者也更有了“作恶不受罚，世人奈我何”的猖狂理由。 今天，若一座兴教寺被拆，明天可能就有千百座兴教寺被拆，一座寺院的失守，意味着一片片佛门净地的失守。未夺走的寺院要一座座看护好，已夺去的寺院要一座座收复，有危险的寺院要一座座坚守。拆寺院是反宗教、反信仰，护寺院是尊重宗教、保护信仰。保护兴教寺，就是保护佛教的今天和明天! 护佛教即所以护国护民 昔日“庙产兴学运动”，社会误解佛教的存在有害于生产，欲提拔庙产来兴办学校，以为可以发展教育和实业，护国护民。现在佛教遭受“经济法难”，同样是出于对社会发展的错误认识和对佛教的无知。 有人为借佛敛财者辩护：一些地方政府以“文化立市，旅游兴市”的思路，建设区域热点，抬升土地价格，从而获取“土地财政”的盈利空间，就成为当地最切实可行的理性之选。 “旅游兴市”、“发展地方经济”，多么“利国利民”、正当合理的理由。但，一味打造样板形的“国际都市”、“XX名城”是否真正符合社会与民众的利益和需求?单一的经济发展是否应该高于一切甚至于要抹杀一切?尤其是要以牺牲他人的宗教信仰为代价? 过去多年里，“暴发户”式只顾物质财富增加，忽略精神人文、人心人性的粗放模式早已酿造了一个个非常现实的负面问题。在社会资源被不断开发殆尽之时，西安政府不深入分析和总结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的多方面因素，不认真学习传统文化，不尊重宗教特点，而一味热衷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与经济的亲密结合，大搞权钱一体化，文化产业化，城市运营化，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其最终的结果是：GDP上去了，官员政绩上去了，但这一切最终要牺牲国家和老百姓的经济利益，更要牺牲民众的宗教信仰、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为经济的泡沫和官员的晋升铺路。 因此，所谓“旅游兴市”、“宗教文化旅游经济”、“寺院申遗”根本就是通过劫持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来攫取暴利。但这一笔巨大的精神信仰成本从来没有被做进官商政治那精心策划的账本里。用信仰换人民币、用文化换暴富，如此巨大的亏失，谁来买单? 以牺牲佛教信仰来换取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错误命题。相反，真正要护国护民、利国利民，必须要保护佛教。 首先，佛教生产慈悲心，可以善民心、护民心、安民心，而民心是国之根本，是生产之根本，是长治久安之根本。 佛教是最和平，最与世无争的宗教，虽然不事物质生产，但教人五戒十善，助人离苦得乐，无时无刻不在从事着净人心，正是非，养善性，化世风，护安宁的实践，无时无刻不在给予社会大众清凉、平和与希望。北宋高僧契嵩禅师言佛教“上则密资天子之道德，次则与天下助教化，其次则省刑狱，又其次则与天下致福却祸”。北宋宰相张商英《护法论》赞叹佛教“小则迁善远非，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密资难报之恩”。 佛教对民心国本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尤其在一味提倡物质生产，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今天，佛教就是一剂宝贵的清凉散，救物欲之偏，为人心降温，为越开越热的社会大车保驾护航。 佛教的“慈悲”精神与国家民族之长远利益最为契合。对此，民国守陪法师力书铿锵之词：“国之全体精神，在慈悲心。慈悲心，即国心。国犹人也，有心则生，无心则死。慈悲心对于国家人民之关系，概可知矣。” 又言“民之善心，为国之根本，亦即生产之根本。欲善民心，必仰仗于佛教，即佛教又为民心之根本矣。从此生产之道，可知佛教与国家人民，有彻底之关系矣。又可信护佛教即所以护国之言，非妄语也。” 生产慈悲心，生产民之善心，正是佛教最大的入世。看中国历史，但能尊重佛教、保护佛教、支持佛教的时代，大多政治清明，繁荣安定，佛教对国计民生多能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其次，爱国是佛教的根本精神，护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 佛教徒常言“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常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来自大乘本怀的庄严承诺。 佛陀当年就用自己的证悟报答故土的民众，以实际行动护持祖国不受外辱，并一次次化解各国间的战争，宣导慈悲济世、护国保国的教义。 佛教来到中国后，继承了佛陀光照人天的爱国风范。佛弟子每每以爱国爱教为己任，在日常修行中不忘时时提点，更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大无畏之姿保家卫国。宋有“忠君护国”的大慧宗杲禅师，明有平定倭寇之乱的戚继光居士，清有虎门禁烟的林则徐居士，民国太虚大师于抗战时期发表护国演讲，号召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出访海外，疏通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佛教界有“僧伽救护队”和“上马杀贼，下马念佛”的佛教游击队、佛门远征军……佛弟子虽有出世之志，但其爱国报恩之志顶天立地，护国之智勇不输各方，正如宗杲禅师所以“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佛教徒之护国爱国的传统是“自利利他”精神的实践，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教大悲为源泉，是来自生命本真的无尽力量。故保护佛教是从全体大众生命的根本处出发来护国护民。 可见，保护佛教和经济发展不仅不会矛盾，而佛教的作用正可以补经济发展之缺，促进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平衡，帮助维护社会人心的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和谐。 在此兴教寺危难之际，我们不吝以最深切的悲恸和对民族文化、古老信仰最真切的关怀奉劝有关部门，头脑发热、急功近利之时，请为民族之长远生息计，请为国家之安定和谐计，请不要忘记大众内心的呼唤：“兴教寺是精神家园，请允许人的灵魂有个歇息的处所!”（投稿人 关云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