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首尔圆满召开

　　大公网讯 2014年11月18日至20日，第十七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韩国首尔召开，本次大会主题为“佛教思想的和平实践”。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学诚大和尚围绕本次大会议题进行了发言。以下为学诚大和尚发言详稿。

第十七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 （图片来源：弘净快乐）

第十七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 （图片来源：弘净快乐）

　　佛教思想的和平实践

　　—第十七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基调发言

　　(2014年11月19日于韩国首尔)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 学诚

　　今天，无论哪一种文化与宗教都应关注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响应全球文明的召唤;二是如何正视其他文化与宗教的存在，创造文明间的善意对话。

　　全球文明的形成是一种历史必然。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持续不断的创造与联合的历史。如同雪山里的滴滴融水，聚为山谷间的潺潺溪流，汇成平原上的滔滔江河，人类社会相继经历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阶段，在交流与协作中，由微至著、从弱转强。正如条条大河终将汇为汪洋大海，如今在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助力下，将全人类融为一体的全球文明不再遥不可及，人类大同的“同一个梦想”从未如此临近。

　　然而，纽约911袭击，伦敦、马德里爆炸等震撼世界的恐怖事件，却把人们从美梦中惊醒。有关文明断裂、文化战争的强烈警讯，给人类的和平前景投下浓重阴影。人们蓦然发现，文化与宗教的价值观念原来极大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人们对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的理解方式。

　　无论这是新生前的阵痛，还是持续梦魇的开始，一场数千年未有之文明大变局正悄然开启。文化与宗教间的差异与互斥，不同民族间的敌意与对立，极有可能成为世界和平的首要威胁。

　　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可以坐下来磋商谈判的时候，文化问题、宗教问题却常常陷入无话可说、无事可做的尴尬处境。文化与宗教间的对话合作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文化与宗教的共生与共容，事关世界的安宁，决定人类的命运。所谓共生，就是顺应时代趋势，传承自身传统，共同造福于全体人类与全球文明。所谓共容，就是深入交换意见，促进对话合作，努力化解敌意，结下真诚友谊。

　　置身于这个冲突与对话并存、断裂与融合交织的大时代中，佛教如何促进慈悲与宽容的增长，消弭恐惧与仇恨的蔓延，让交流代替交锋，使对话代替对抗，事关芸芸众生的福祉，更是佛陀弟子们的使命。

　　一

　　可是，世界上有两种论调依然广泛流行。首先是普遍主义，认为共生与共容没有必要，各个文明终将被某一种主导文明所吸收而合为一体。其次则是孤立主义，认为共生与共容没有可能，未来世界只能是异质文明拼接起来的马赛克拼图。从实践效果来看，普遍主义很容易演变为以单一的文化与宗教取代、同化所有其他文化与宗教。孤立主义则势必强化文明边界、势力范围的意识，加深相互的心理隔阂。两者皆与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的时代趋势背道而驰。

　　普遍主义与孤立主义看似不同，实则都反映出对自身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强烈持守。如果人们意识不到自身的无明烦恼，那么这种持守就很可能演变为偏执与狂热，引发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的扩散蔓延，轻则损害自身，重则殃及世界。

　　佛教对众生的无明烦恼有着极为睿智的洞察，将其分为思惑与见惑两类。前者包括贪、瞋、痴、慢、疑等五种情绪性烦恼，后者包括我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等五种知见性烦恼。这十种烦恼也体现在人类社群之中。一般来说，属于感性范畴的五种思惑通常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而属于理性范畴的五种见惑，却可能很难被人们省察，结果令狭隘、极端、颠倒、偏激的思想大行其道，被人们盲目奉为圭臬。

　　具体而言，“我见”执取我与我所，构成狭隘思想的根源;“边见”执取断常二边，构成极端思想的根源;“邪见”执取无因无果无圣贤，构成颠倒思想的根源;“见取”执取自己的价值观最为殊胜，构成偏激思想的根源;“戒取”执取自己的行为方式最为殊胜，构成偏激行为的根源。

　　显而易见，见取、戒取使人们将自身有限的、暂时的经验不加鉴别的绝对化、固定化，最终导致文化偏执与宗教狂热。要么妄图施加于自身以外，滋长为普遍主义;要么拒绝其他文化施加于自身，催生出孤立主义。不同价值观的认知矛盾无法得到纾解，文化与宗教间的敌意便愈来愈深。

　　实际上，任何单个文明的成就与经验都带有其历史与地理的双重局限性，在当前文明大变局面前，皆显得捉襟见肘、杯水车薪。除了文明相互的取长补短，我们尤需回归到古圣开示的智慧宝藏和万法真谛。

　　二

　　佛法从根本上破除了众生对于万事万物的非理执取，铲除了文化偏执、宗教狂热的存在前提和滋生土壤，为佛教的和平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一、认识论方面，佛法以“一实相印”(大乘)、“涅槃寂静”(小乘)为真理的终极归宿。佛教认为，对终极真理的直接体认，只能来自依戒定慧修行而获得的内心证悟。人类的思维与语言作为一种辅助方式，并不能真正把握终极真理(即诸法实相)。这是因为思维是一个抽象化与对象化的过程，语言则是抽象化与对象化最有力的工具，也就是运用语言成立种种名言概念，将外在客体转换为主体的内心形相，再作理解与分析。然而，诸法实相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语言指向的最远边界，不可言说，离名绝相，不可能被观念化、对象化。如《大智度论》说：“须菩提所说般若波罗蜜，毕竟空义，无有定相，不可取，不可传译得悟;不得言‘有’，不得言‘无’，不得言‘有无’，不得言‘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亦无，一切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故。”“是法无所说，乃至不说一字可著可取;无字无语，是诸佛道。何以故?是名字皆空，虚诳无实，如破色名字中说。用名字则有语言;若无名字，则无语言。”(卷54)

　　现实中，生活在不同文化与宗教氛围的人们对于终极真理的认知有着明显的差异，尤其语言文字、名言体系的影响至为关键。往往越是注重主客对立的传统，越是容易受困于文字名相的丛林。一旦语言、概念介入对实相的体认之中，人们便会妄生有形有相的各种执取，自以为宇宙真理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浅陋理解。

　　二、存在论方面，佛法提出“诸行无常”，以“因果缘起”为宇宙的基本规律。世界的起源与毁灭乃是因果的无常流转，世间诸法的本质是缘起的相生相立。世界的本质是缘起的，而非实在的;是物质与精神相依相合，而非两者的相分相离。正因为众缘和合，所以事物没有恒常独立的自性。所谓自性，实为凡夫心中的妄计。一旦执取自性，思想便定型于既有概念而丧失灵动的天性，与现实分道扬镳。诸法无自性、因果不虚，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不落空有两边、不立断常二见的中道实义。

　　现实中，生活在不同文化与宗教氛围的人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千差万别、莫衷一是。经过千百年来的不断反思，实在论的世界观因其致命缺陷而广为后人批判质疑。结果是，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里，虚无主义的乌云密布天空，解构主义的狂飙横行大地。真相的幻灭感、生活的无聊感、存在的孤立感，把人生意义的基础扫荡得一干二净。人们惶恐之下的慌不择路，给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制造了可乘之机。

　　三、价值论方面，佛法提出“诸法无我”，以“众生平等”为社会的根本价值。执取诸法皆有自性，称作“法我执”，属于广义的我执;执取五蕴假合之身心为实我，称作“人我执”，属于狭义的我执。我执是一切烦恼的真正根源。如《大智度论》云：“我是一切诸烦恼根本，先著五众为我，然后著外物为我所;我所缚故而生贪恚，贪恚因缘故起诸业。”(卷31)由于执取自我，进而执取自我贪著的名色财食等身外之物，不仅生起贪瞋热恼，造下轮回之业，更在自他之间妄立种族、性别、地域、文化的高墙，设下贫富贵贱、门第高下的藩篱，甚至将别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佛法恰恰告诉我们，只有充分消解自我中心，以他为己，对他者的包容心、同情心才可能自然产生，烦恼的解脱与心灵的自由才可能最终实现。

　　现实中，生活在不同文化与宗教氛围的人们依据自我本位的立场，不断强化自我身份的特殊性与优越感，戴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眼镜看待他人，少则歧视、隔离，甚则殖民、清洗，人间悲剧屡见不鲜，抗争浪潮彼伏此起，冤冤相报愈演愈烈，恶性循环无有宁息。

　　总而言之，佛法教导我们：以智慧的头脑领纳真理，以中道的精神揽纳世界，以包容的心胸接纳他人。智慧令我们得以超越主客之间的对立，中道令我们得以超越心物之间的对立，包容令我们得以超越个体之间的对立。当我们一一超越事物表面上的对立，洞察深层次之下的统一，妄执即涣然冰释。

　　三

　　历史上，佛教从亚洲的中端起源，随后向东扩展，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南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等广袤地域的宗教意识与文化形态，为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佛教跨越重洋，成为欧美等地区成长最为迅速的宗教之一，广受民众喜爱。佛教思想的和平实践提供了一种文明共存共容的可能途径，为解决文化冲突对抗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体现的不仅是普利众生的慈悲精神，还有以智慧之光消解所有对立之后所显露出来的开放胸怀。

　　中国被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大乘佛法亦在这里发扬光大。究其原因，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佛教的核心思想的高度契合。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孔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些思想结晶无不同样注重智慧、推崇中道、倡导包容。

　　古代祖师们一旦真正领悟佛法真义，便结合本土文化的深厚积淀，观照当下的众生根机与时代因缘，以如理的诠释与契机的解说，将佛法的弘扬推向全新的高度，因而缁素同钦、中外共仰。像被鸠摩罗什誉为“解空第一”的僧肇大师，人称“东土小释迦”的智者大师，被印度佛教界尊为“大乘天”、“解脱天”的玄奘大师，受善无畏钦慕、声斐西天的道宣律祖等等。因为他们的悲心愿力，佛教得以深度融入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织就一幅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华彩篇章。

　　历史上，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深受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两大思想可谓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近现代以来，东亚各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通过东西融通、兼收并蓄，实现了东亚地区的文明崛起、经济腾飞、社会进步。东亚以自身的发展历史说明，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在“智慧、中道、包容”的精神指引之下，能够通过拓展文明共通性，尊重文化差异性，达到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境地。

　　四

　　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佛教也是太平洋的佛教。佛教在环太平洋地区所展现出的文化凝聚力和广泛影响力，有望使太平洋成为真正的“和平之洋”。

　　二十一世纪也是亚洲的世纪，佛教也是亚洲的佛教。亚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也是历史文化最为悠久、宗教传统最为深厚、文明多样性最为完整的大洲。以佛法之根本精神促进亚洲文明的共生共容，将奠定世界和平最稳固的基石。

　　人心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历史的车轮是靠人的推动。当众人同心协力，彼此相通的心业力就能够汇聚为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我们要将佛法转化为行动，实践佛陀的教诲，以和平之光消除凶戾之气，以友爱之桥连结众生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