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佛牙的事儿》之六：是谁出资建造了佛牙塔

石匣铭文

跪捧真身菩萨

　　山东汶上县中都博物馆里，藏有一颗自铭“东府”的佛牙，是国家一级文物。

　　佛牙的发现源自1994年一次维修佛塔的偶然。从此，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五日，朝圣的人流象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汶上县城。佛牙经过23年的时间考验，历久弥新，光彩烨然。

　　一年多来，我在西域探访早期佛教遗址，在和田、库车、吐鲁番和吉木萨尔等地区，努力寻找佛牙的灵踪。试着把那些佛牙的来历，和佛牙背后的故事，一一说说清楚。

　　围绕东府佛牙，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比如：是谁出资建造了佛牙塔?“捧真身菩萨”是谁的供养?等等。

　　封藏佛牙的石函上的铭文，通篇171字。字迹算不得好书法，倒象是目不识丁的石匠照葫芦画瓢直接刻上去的;石匣也做工平平，没有精致繁缛的纹饰图案，显得苍白羸弱，与佛塔和佛宝极不相称。

　　铭文是元丰四年(1081)镌刻的，记载了八年前的一段往事，大意是说：

　　郓州中都县城内赵世昌，早在熙宁六年(1073)的某一天亲至京师，于嘉王宫亲事官孙政处求得佛牙……

　　“中都”、“赵世昌”、“嘉王宫”和“孙政”等，这些人名和地名是关键信息。

　　北宋时，汶上还称“中都”，归属京东西路郓州管辖，是块肥腴的土地。曹太后的弟弟，即神宗皇帝的舅爷曹佾，就曾出任郓州知州。“中都”的名字很古老，是中国最早称“都”的地方!

　　那时曾有一位爵封洋州侯的赵世昌，乃一同名同姓者，在此之前已经过世。此赵世昌非彼赵世昌。

　　嘉王赵頵，是当朝皇帝宋神宗的弟弟。北宋的东京，宗室亲王一般居住在宫禁外围的皇城里，称“王府”。赵頵7岁入宫，居住宫禁22年。熙宁六年正在禁中，故称“王宫”。赵頵于元祐元年(1086)方出居外府，三年后暴病而卒。

　　佛牙是从嘉王宫里的亲事官孙政处求得的，而不是从嘉王本人手里取得的。铭文作此强调，是有深意的。

　　铭文接下来说，赵世昌求得佛牙，回到中都后，殷勤自备了金棺、银椁和石匣等物，用这些瘗藏具，和施主带来的供养物(原文是“施主将到者”)，葬在当县宝相寺太子灵踪之塔(关于太子灵踪之塔和地宫墙壁上的题记，另文专论)。

　　是谁建造的舍利塔?施主是谁?带来了什么供养物?这些都没有交待清楚。

　　从记叙上看，那塔好象老早就有了，一直在宝相寺里矗立着，而且有名字，不须再说。问题是，既然原来有塔，也应有瘗藏。这样的塔是不能再瘗藏佛牙的。

　　为什么求得佛牙八年后才瘗藏呢?——建塔需要时间，八年，已是够快的了!

　　在宋代，营造这种大型的佛塔工程，需要动员众多的功德主、筹集大量的资金，耗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方能完成。可石匣铭文上只记有赵世昌的家人，和几位僧人参与见证。没有其他功德主的名字。

　　南京长干寺的地宫中发现众多功德主的芳名;兖州兴隆塔的塔上和塔下，都有刻着邑人和社人名单的功德碑。这两处佛塔在建造时间上与宝相寺的相近。相比之下，宝相寺的佛塔地宫调查与发掘，应该更科学完整。如果有功德碑，是不会丢失的。

　　研究发现，铭文上提到的“施主”， 和地宫出土的供养人，最有可能是出资建造佛塔的人!

　　这尊造像是一躯特殊的供养人形象。唐文献记载，他正式的名字叫做“捧真身菩萨”。

　　周绍良先生最早看到时惊呼：这种捧真身菩萨造像，只有帝王供养佛牙时才会出现，珍罕无比!

　　法门寺地宫出土过一躯“捧真身菩萨”，是唐懿宗的供养，捧真身菩萨双手捧着刻有发愿文的鎏金银匾荷叶盘，上面镌刻着皇帝的祈愿：八荒来服、四海无波!

　　佛骨从凤翔法门寺进入长安城后，有几天是迎入皇宫，由皇帝个人供养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是唐懿宗生日时，为迎请供养佛骨而量身打造的，菩萨其实就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是，懿宗还没有来得及把佛骨送还法门寺就呜呼了。咸通十四年(873)，唐僖宗送佛骨还法门寺时，把懿宗捧真身菩萨像一同埋进了地宫供养。

　　皇帝自称菩萨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梁武帝、隋文帝和辽道宗;清朝的皇帝都自称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在敦煌莫高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和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中，都发现过国王(和王妃)的供养人形象。他们打扮光鲜，神情专注，是他们生前供养三宝的真实写照。他们期待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或实现自己更多的梦想。西域早期佛教遗存的佛塔、石窟、造像、绘画和大量的写经，背后的施主主要是王室!

　　唐朝长安城的寺庙，供养有许多颗皇帝钦赐的佛牙。当时有新科进士看佛牙的习俗。——先支付一定数额的供养钱，然后登上佛牙楼。佛牙是用水晶函盛着、银菩萨捧着的，必需一位有身份的僧人，跪捧着银菩萨，接受进士的瞻拜。僧人多是僧官或首座，才够资格。——这种尊贵的银菩萨像即是帝王供养的象征!

　　眼前这尊造像，应该属于宋朝庭供养佛牙的法器!我们注意到，两尊捧真身菩萨的区别在于：

　　宝相寺的铁胎泥塑，法门寺的银质鎏金;

　　宝相寺的发髻高挽，法门寺的头戴宝冠;

　　宝相寺的身着天衣、少装饰物，法门寺的满身缨络、镶嵌珍珠;

　　宝相寺的双手前伸，手中无物;法门寺的手捧盘、匾，有发愿文;

　　宝相寺的是双膝长跪，法门寺的单膝胡跪;

　　宝相寺的沉重、不宜挪动;法门寺的轻盈、能够捧起;

　　宝相寺的肃穆、敬畏、内敛、紧张，法门寺的华贵、富丽、活泼、张扬;

　　宝相寺的残破严重，已无法看清本来面目;法门寺的保存完好，通体錾刻图案和纹饰……

　　当然，保存的好坏与材质有关，材质也不是评判高低的唯一标准。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如果说法门寺的捧真身菩萨是皇帝的化身，那么宝相寺的则是身份比皇帝低的王一级的私人供养。

　　——他是嘉王赵頵!

　　佛牙是熙宁五年(1072)的春天，沈括首先发现并记载的。按说，沈括不会编造一个谎言。可他记载的佛牙的神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佛牙就在他的手上，眼见生出舍利，飞天坠地、光怪陆离，如梦如幻……

　　佛牙轰动了京师。“执政官取入东府，依次流布士大夫之家。”很多人都说见到了奇迹，并得到了佛牙生出的舍利。王巩就曾供养过这颗佛牙，也见到了神奇。

　　出土的佛牙上有“东府”二字。也有人说看似“京府”。“东”和“京”两字相仿佛。在此前后，冯京、蔡京都曾出任过开封知府。会不会是指冯京或蔡京的官府衙门呢?

　　——这不符合称谓习惯。包丞也曾出知开封府，官衙不能称“丞府”。

　　自1994年佛牙现世以来，不少史学家和佛学家来汶上瞻礼佛牙，发表灼见：

　　杨曾文先生考证说，熙宁五年王安石独相，东府执政官只有王安石。

　　周绍良先生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宋朝宫禁里失踪的那颗佛牙!

　　郑熙亭先生说，王安石变法期间确实有一颗佛牙在朝野流传;

　　游彪先生说，佛牙来自宋朝上层，这没有问题;

　　徐文明先生说，佛牙上的“东府”二字，的确象是王安石的手迹。

　　黄心川先生观看了佛牙，认为“东府佛牙”的发现意义重大，欣然写下了“佛缘有睹”;楼宇烈先生赞叹之余，奋笔疾书“佛牙现世”。

　　余秋雨先生恭敬地膜拜、感叹：佛牙如果没有离开东府，变法也许会成功的吧!

　　沈括记载佛牙后来被皇帝诏留大相国寺，建了个木塔，供奉其中，此后似乎一直没有再动过。而王巩记载说，神宗最后取入禁中，把佛牙封藏在一只匣子里，从此就下落不明了。

　　佛牙进入宫禁后又去哪里了呢?这是个历史悬案!

　　众所周知，王安石的变法不断遭到来自皇室和上层贵族的反对。熙宁二年颁布的新法规定：不再给予五服以远的宗室子弟赐名、授官、领国家津贴的优待。让他们自谋生计。

　　那些居住在皇城里的世袭贵族，一旦失宠，惶惶如丧家之犬。养尊处优惯了的，哪里有什么谋生的能力!有的宗室沦为乞丐、宗女沦为娼妓……凄惨处境，令人唏嘘!

　　按玉牒谱系，赵世昌是太祖皇帝的五世孙、燕王德昭一脉“世”字辈的玄孙。正是被免除国家优待的宗室，是一个落魄的贵族，他是被迫离开京师，来中都县定居的。

　　这里好象有一个问题：凭他的姓氏和辈份，能断定他的宗室身份吗?答案是肯定的。那时还没有小民胆敢冒充皇族!

　　再说嘉王。亲王和皇帝的关系历来是微妙的。嘉王这时已经18岁了，应该有人提醒他怎样处理和皇帝哥哥的君臣关系。事实上，嘉王也是如履薄冰，处处小心。他多次请求出居外府，史书说“神宗友爱”，坚决不许。

　　皇帝哥哥凡有宝物，常常随手就赐给他，甚至涉嫌僭越，朝野上下颇有微词。例如，皇帝先后赐给他玉带、玉鱼佩等物，他既不能推辞，也不敢佩带。只好藏起来，免得惹人非议。

　　皇帝把装有佛牙的匣子赐给弟弟，一点也不稀奇。可他很快发现，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于是他交给亲事官保管，绝不敢在宫中私设供养。

　　历史上有过前车之鉴：北齐时亲王高孝琬，就因私自供养佛牙，招致杀身之祸!

　　这时，赵世昌敲开了嘉王宫的大门。嘉王喜出望外——这位中都老兄的到来，正好帮他的大忙，摆脱困扰!

　　嘉王命亲事官取出佛牙——如铭文所强调的，佛牙是从亲事官孙政处求得的!

　　嘉王委托赵世昌秘密带走佛牙，并赠送他足够的建塔的银两等项，叮嘱：要秘密瘗藏、不要声张。

　　赵世昌不负重托，回到中都，着手建塔，秘密做着瘗藏的准备。除了宝相寺的住持僧人，再没有闲杂人等知道佛牙的事。

　　我们注意到，撰写石函文字内容的人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读来让你既能看到嘉王供养的影子，又看不清楚。在最关键的地方却都含糊其辞，如佛牙、佛塔和捧真身菩萨的前因后果。为了保守这个秘密，竟找来一个不识字的石匠镌刻铭文——铭文有多个错刻的字。可谓用心良苦!

　　八年过去了。“施主将到者”——嘉王宫的使者，带来了赵頵供养的捧真身像。他要在佛牙塔下，陪伴这颗神奇的、御赐的佛牙，祈愿来生做个自由的平民!

　　蜀鹿山人说：赵頵父、兄、二侄先后为帝，他长期居住禁中，看似荣华富贵，实则形同圈养。身处政治漩涡中心，战战兢兢，唯求保身。谁能体会到这位王爷的无奈与辛酸……

　　（作者汪海波，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