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外文献研究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助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海外

　　广州“海外文献与海幢寺文化”学术会议现场

　　“海外文献与海幢寺文化”学术会议于2017年12月10-11日在海幢寺举办。本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以服务中国文化出海，助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战略为宗旨的学术研究会。这次会议由广州市宗教局指导，由广州市佛教协会、广州海幢寺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等全国11省市的研究机构学者们撰写了近30篇相关论文。《世界文化研究》杂志社《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中国宗教》杂志社、《法音》杂志社等提供了支持，取得了难得的学术成果。《中国宗教》杂志社社长刘金光，广州市民宗局局长汪茂铸、副局长李庆奎，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全柏音，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耀智法师，海幢寺住持光秀法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夏年、张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文明，陕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荆三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晓林等学者参加研讨。

　　亮点一：

　　清初的广州“经济特区”与海幢寺的开放：海幢寺是清代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佛寺

　　明清时代，中国社会一直处在闭关锁国的时期。但这时在广州地区却有一块“经济特区”，还有一座“开放”的寺院——海幢寺。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明清两代闭关锁国的政策谈起。明清两代沿海迁界或迁界禁海的闭关锁国政策，为国家的经济与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又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国家与外界隔绝，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清朝廷为了解决外来商贸人士活动的空间，特地把广州南城地区辟出，作为专供来华商贸人士活动与商行办公所在地，广州城南成为清初的“经济特区”之一。

　　广州南城作为清政府划出的一块特别地区——“飞地”，只是为外来商业人士提供办公和活动区域。在这一地区，中国政府行使主导权，外国人必须服从中国法律，接受中国人安排与检查，除了经济活动以外，不能参与其它活动。南城是为满足贸易活动而为外国人提供的飞地。飞地在当时的定义可以归纳为：1、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2、属于某人所有，但与其成片的土地相分离而坐落于他人土地界线以内的零星土地;3、某国的一块土地，在另一圆国土之中者;4、土地的实际坐落，同土地证书上所载坐落不一致的土地。地理学上的飞地，常指因历史原因，资源分布与开发，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疏散等需要，在行政区以外，但属行政区管辖并与之有经济等方面密切联系的土地，如属于上海市在江苏、安徽等地的农场、工厂、矿山等。

　　但是，清代广州南城的一块特别地区——“飞地”，却必须要有一个配套的文化生活性质的“服务区”，而海幢寺就是这类优质而独特的文化娱乐类“服务区”。按照当时的森严管理，境外人士在中国境内的广州十三行里，除了工作之外，还想有出外旅游及锻炼身体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肯定也要政府指定。《粤海关志》载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七月两江总督蒋攸铦奏折：“英吉利夷人从前禀求，指一阔野地方行走闲散，以免生病。曾准于……派人带赴海幢寺、陈家花园内，听其游散，以示体恤”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华的活动作出规定严格，包括外出活动的次数与人数都做了具体安排，如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每次以十名为限。

　　对于在特区内的中国人，朝廷还规定不得与外境人士接触，同时也强调了保护外境人士的利益等，如，限制外国人于日落时仍赴各口报明回馆，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许水手人等随往嘈杂，滋生事端。不准饮酒滋事，一经查出，必定将行商通事从重治罪，不准再去闲游。

　　清政府准许外境人士活动时，特地将海幢寺、陈家花园等作为外境人士前往游历的指定地点，“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游散。”海幢寺“这座庙宇是华南各省中最大最漂亮的寺庙之一。”因为在广州城南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这一地区发挥了特殊作用，成为当时在“经济特区”内唯一向外国人开放的寺院。当时英国人托马斯·阿罗姆著描绘说“海幢寺是教徒顶礼膜拜的地方，寺庙紧邻水边，码头上常年人头簇拥，船只往来频繁。”它担负的不只是宗教教化工作，而且是旅游接待任务，朝廷“派人带赴海幢寺”，专门配备了导游，海幢寺是近代中国旅游史上最早开风气的旅游寺院，其所负的责任与寺院特点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里具有特殊身分的寺院，不仅承绪和发展了自明清以来闭关锁国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任务，而且是中国佛教界在政府支持下唯一向外展示形像的窗口，其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广州城南“特区”内的海幢寺，是打开外国人视野的窗口，英国人孔佩特在《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中研究说：“河南岛也是一个吸引游客来广州的旅游胜地，建于17世纪早期的海幢寺结构复杂，曾是康熙帝驸马的住宅。在这座著名的广州寺庙里，晨钟暮鼓中，西方人与僧侣一同饮茶，并且参加佛事。”一位美国商人描述：“到商馆对岸河南的大庙(引者按，指是海幢寺)一游，总是很有意思的。……在这种场合，按规矩和尚应着黄袈裟，但就跟中国许许多多事情一样，规则和执行规则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两码事。

　　二、新史料发掘成果：外国人的漫游日记等，第一次浮出水面

　　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生于英国阿伯丁郡。1813年，由伦敦会派遣来澳门与马礼逊一起活动，转到广州;数月后到马来西亚，定居马六甲直至死。在马六甲创立英华学院(该校后迁香港)，开办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和英文刊物《印度支那拾锦》。

　　1873年9月15日，英国人亨利·葛雷(John Henry Gray)由香港来到广州，于当日下午游览海幢寺。在后来所写的游记《广州城漫步》(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海幢寺，包括海幢寺的建筑、造像、与海幢寺建筑和造像相关的佛教背景知识、海幢寺进行的佛教的宗教活动，以及海幢寺相关建筑和造像的宗教功能。(1816年，清政府应英国商人的要求，批准“十三行”的外国人，每月可往海幢寺游览三天)。《广州城漫步》共有九章，其中第三章用了40多页的篇幅专门记述海幢寺——佛教寺园内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

　　女士们，特别是富有人家的女士们经常来这座殿宇向女神(观音菩萨—引者)求福。首先在观音像前安放两张相隔六、七尺的桌子，桌上整齐地放置各种女神喜欢的花果，作为供奉。仕女们穿上最体面的礼服，或坐，或跪在供桌一旁，而僧侣们在乐器的演奏声中，围绕着供桌慢慢地、有规律地步行。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僧侣们的脚步也加快，以至最后以最快的速度，围绕供桌跑出一个‘8’字形来。

　　葛雷关于四大天王(four heavenly kings 或celestial rulers,长增天王、广目天王、多文天王、持国天王)宗教功能的记述，也侧重这方面。葛雷说：中国的母亲们，常常祈求四大天王中的某一个保护照顾她们的孩子。每一位母亲在一张红纸条上写上她的儿子或女儿的名字，然后用浆糊把它粘在她所祈求的偶像身上。第四位持国天王似乎最受母亲们的敬仰，之所以这样说，证据是这位天王身上贴满了婴儿的名字。

　　葛雷关于清明节在观音殿举行的仪式活动，颇具民间信仰色彩。葛雷说：信徒们在清明时节也礼拜观音。中国人认为这个时节修理和祭拜祖先的坟墓的吉日。在这样的节日里，为了让逝者的灵魂享用，纸做的衣服，以至各种纸制的男女佣人、房子、轿子、金银元宝，会拿到这个大殿里，供奉之后，在圣火里烧掉。

　　三、外销画研究新视角新观察：晚清广州画工为“外销”营商而努力创作，无意中将中国佛教故事传扬到海外，实是一大功德。

珠江码头边海幢寺外的商业店铺

海幢寺外销画

　　宏观考察18至20世纪的南中国绘画艺术，在摄影术尚未流行的年代里，题材繁多的广州港贸易绘画，吸引了无数的西方顾客，由此大量外销。这批贸易画的内容或风格，其实既与西方艺术大异其趣，又有别于中国本土文人画。不过，其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快餐绘画”，即，以追求实用为目的、融合中西风味的画作。具体而言，就是说，广澳地区的“外销画”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走上世界商业舞台的“快餐绘画”，比如用廉价的通草纸，画当地港口景象、城镇、村庄、山河等，作为“到此一游”的留影纪念，或类似于购买明信片等等(来华外国人客观上需要一种载体介绍中国社会的风貌、经商环境、城乡生活情景、个人在华的活动状况，分享在中国的猎奇趣闻，向没有来到中国的亲人朋友等进行表述)，但是，其作用不可小觑，其在实质是用另一种方式推动了“中国文化热”，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海外。

　　就晚清的广州佛教外销画而言，它们身上所蕴涵的宗教性，而中国北方完全不同，北方佛教画更多地表现了供养情感，而存量巨大的晚清南方广州的海幢寺外销画，则把佛教以商业文化的方式推到首位。无疑，中国文人气质完成摹写粉本的创作是艰难的，而真正要将这些粉本变成墙上的壁画，或者成为外销画内容，还是要由那些不知名人士来完成。尽管他们社会地位不高，但所做的贡献却是巨大的。

　　历史给了海幢寺重任，让它担负起宣传中国佛教的任务，虽然这只是一种不自觉行为，其所产生的效果则已经超出了闭关锁国的影响，正在不自觉地与世界文化发生接轨活动。通过对现今存世的天王画像分析，说明创作海幢寺外销画的人有可能是一些懂得作画，不懂佛教的画匠，他们的作品缺少宗教意蕴。从佛教角度来说，这是不受看的。但是他们是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商品，是专门用来为“外销”而创作的，通过他们的长期努力，将中国佛教真正介绍到域外，这确实是一大功德。

　　因此，给予他们评价时，不能仅从佛教与美术角度来看待，还应着眼于整个中国文化向海外宣传的角度，来判断这些外销画的价值与重要性。正如学者江滢河在《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所说的：“这些画直接来自广州口岸，由口岸的外销画家创作，绘制他们熟悉的口岸风情和社会风貌，虽然在某些方面带有一定的西方面貌，但是想像的成分比欧洲人作品中的要少得多，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国社会状况，因此更受西方社会欢迎。”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画以后，中国社会被外人了解，中国佛教被外界所知，“中国热”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

　　亮点四：海幢寺主题外销画的 “多角度”、“全要素”描绘

外销画 海幢寺大雄宝殿

海幢寺园林景色

韦驮(大英图书馆所藏海幢寺组画)

四大天王(南北)(大英图书馆所藏海幢寺组画)

海幢寺大锅

海幢寺猪栏

海幢寺后园情形

　　由于海幢寺处于“十三行”商馆区对面这一特殊的地理地位，该寺成为当时几乎所有来华人士熟悉的地方。在他们眼中，海幢寺也是中国寺庙、园林继民俗活动区域的象征，于是，一大批多角度、全方位描绘海幢寺的画作便诞生了。海幢寺的山门、殿堂、塔楼、舍堂、庭院、树木、花草、放生物、布局等，都成为取材的对象。这些外销画采用西方绘画技法，以写实性的日常描绘，生动展示了海幢寺当年的殿堂建筑结构、布局、佛像，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其中涉及大量的佛教文化、中西文化交流、清代社会风俗内容。近年面世的大英图书馆所藏海幢寺组画，展示了当时海幢寺的图景。现任海幢寺住持光秀积极推动海外文献的收集工作，外销画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海外世界的影响力持久不息。海幢寺新入藏的一套海幢寺组画共91幅，成为极为难得的文献。

　　广州历史悠久，文化丰赡，宗教底蕴深厚，中外交流源远流长，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也是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枢纽型大都市和良好平台。此次研讨会，正是基于海幢寺历史上的相关海外文献素材进行研究，旨在深入挖掘广州佛教历史和对外交流历史精彩内涵，讲好中国佛教故事，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鉴，推动中国与西方国家民心相通，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