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一法师：佛教中国化必须植根于时代沃土 历久而弥新

　　　　

　　编者按：2018年12月17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2018中国·新昌“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研讨会”在白云山庄二楼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新昌大佛寺佛教文化研究会、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联合主办，新昌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承办，浙江省文化旅游厅、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新昌县委主要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纯一大和尚在致辞中认为：我们应进一步厘清“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继续沿着高僧大德的足迹，高提祖印，进一步将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百花园中，这不仅是教界和学界责无旁贷的课题，也是当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以下为纯一大和尚致辞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法师、各位学者：

　　非常荣幸，在这辞旧迎新、积蓄能量的暖阳冬季，我们怀着无比的法喜，相聚在东南佛国、千年弥勒大佛道场、智者大师的圆寂圣地、有着“东南眉目之地”美誉的新昌，隆重地举行“新昌—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主题学术研讨会，谨致热烈祝贺！对于学者们贡献的智慧表示由衷的赞叹！

　　“佛教中国化”具体的指向是：佛教由印度传入，逐渐衍化成为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华夏之后，在中国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汉至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为传入到初兴的阶段；二是隋唐时期的鼎盛阶段；三是宋元明清时期，由盛而衰的阶段。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新昌——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旨在阐明新昌对于佛教中国化的贡献，侧重于探索首个历史阶段中佛教的承启、融汇和光大。最初传入中华的佛教理念，由于受到途径、翻译等客观要素的制约，既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没有和本土文化相结合，所以并未形成广泛的影响。直到魏晋时期，当时的高僧雅士以“格义”的方式，将佛法义理和儒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于时，佛教才第一次受到文人雅士和统治阶层的青睐，并在民间涌现出勃勃生机。璀璨一时的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创立，对“佛教中国化”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对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的形成，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六家七宗”中，除了道安法师的“本无宗”外，其余“六家六宗”的创立者，几乎同时如群星般相聚于新昌（古称剡东）。他们建寺安僧、讲经解义、习禅办道，蔚然成风，盛极一时，十方学子，纷至杳来，随之传播各地，受众日增，致使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走向成熟。可以说：当时的新昌不仅是全国佛学的交流中心，更是异质文明本地化，大批佛教经义普及化、中国化的平台，或者说是印度佛教义学登陆中华的第一口岸。相关的事迹，在《世说新语》、《高僧传》、《出三藏记》、《弘明集》等古籍中均有记载。

　　

　　高僧云聚新昌，研习、交流与弘扬印度佛典，呈现了两个优良的成果：一是新昌弥勒大佛（石佛）造像的完成（历史上有“江南第一大佛”之誉），二是隋朝智者大师在佛前立下创立适应本土根基的天台宗的初心与宏愿。

　　弥勒信仰的出现与天台宗的创立，一般被公认为是佛教中国化的显著成果，而这一切又都与新昌有着不解之缘。 因此，我认为进行“新昌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祥地”的研究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法不孤起，道不虚行。佛教在印度早已式微，却在中华大地生生不息，究其原因，关键在人，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由于有竺道潜、支道林以及于法开、于道邃等大师的在佛教中国化的初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才使得佛教义理与中国本土文化走上了相互融合的发展之路，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对此，我们除了顶礼赞叹外，还应进一步厘清“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继续沿着高僧大德的足迹，高提祖印，进一步将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百花园中，这不仅是教界和学界责无旁贷的课题，也是当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

　　   

　　应当指出的是，“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历远而弥新的课题，永远在路上！“六家七宗”以及隋唐时期形成的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在某个时间节点就结束，而是贯穿于佛教初传至今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乃至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历史上佛教中国化的经验，汲取古德先贤的智慧，立足当下，前瞻未来，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好地相适应，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果！祝与会大众身心康泰、六时吉祥！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