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对于中华文化的贡献，实在是无处不在的。禅虽常常不为我们所了解，却从未离开过我们！

　　钱穆先生在《六祖坛经大义》一文中说：“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化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

　　看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禅宗祖师的地位不该被轻易忽略、误解！而对于六祖大师、法海禅师及禅宗文化内涵的再重视，则无疑是文化自觉与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标志！

　　禅宗及佛教经典对于世俗文学的贡献极大，这种贡献是主动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仅具有思想源泉的价值，乃至于世俗文学的基本形式的形成，也不曾脱离佛教的影响。比如：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回”等结构名词便来源于佛教。在唐代以前，“回”的字义是“回来”、“回去”等，而没有“一次”的意义。著名学者徐筱汀认为：“‘回’字的这种用法来自于佛教术语‘回向’。佛教文献经常以一段‘回向偈’结尾，由此文章‘的效力可以‘回到’（即‘献给’）众生，佛教法会也总是以回向文为结尾的……在认识了这种被用来结束一个宗教仪式的祝祷文的作用以后，便很容易对‘一回’这种说书段落作出定义。”（见徐筱汀《小说戏剧中‘回’‘折’‘出’三字的来历》）。

　　通过世俗文学，佛教深深影响了世俗世界的价值体系。唐代变文包括《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张议潮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等，由民间重大德义历史故事、佛陀及弟子本生传、度化六道公案、菩萨行愿等文献构成内核，以章回纪传等形式，用白话、说书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唱，流传在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在中国陕西以西、甘肃以北的民间，宝卷对于民俗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人们在生产劳动的休憩间隙，常请民间“专职”的宝卷演唱者唱诵宝卷，所使用的版本最常见的也不下五、六十种。这些纯民间艺术形式对于大众的影响，也一直是积极导俗向善的，一直辅导着国家法律法规系统以外民间社会的“诚信契约意识”，一直发挥着发自内心维护诚信的、导俗向善的社会功用。当年，取材自冯梦龙《警世通言》的《白娘子》故事，其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也在这些方面。

　　这些接受过佛教影响的世俗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都十分鲜明地提示我们，需要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及宗教信仰的精神宝库中汲取有益成分，来完善我们的“道义”价值体系。我们将“诚信”作为各项法律、制度等有序的原则后面的契约意识，与保障人类的行为规范。

　　以宗教信仰的情怀，培育和规范人类现世生活的价值标准，而通过对终极价值的追索，则可形成作为个体的“道义”取向，既远离轻浮戏谑销蚀民众精神诉求的品位，也避免肆意调侃抽去民族精神境界的基石。依宗教的情怀、信仰的普遍性来夯实社会“道义”的基础，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道义”考量的提倡，事实上是为娱乐和相关文化生活划定了“底线”，这底线即是道义，凡事有道义的考量，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谨守职责，遵守规范，坚守底线！

　　道义的契约意识的需求，不仅维系着文艺创作的底线考量，有些时候，甚至也提示在丰满物质享受中已然迷失人生方向、无法驾驭繁盛物质文明冲压的人们，需要选择回归内心、回归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