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日佛教界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赵朴初会长更将佛教比喻成联结中、韩、日三国人民的黄金纽带。公元六七世纪，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众多留学僧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并由他们将中国大乘佛教和儒家文化传回日本，并逐步熔铸成日本的民族文化。到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又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在科技方面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在佛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赴日留学者不少，其中就有不少人学的是佛教学。而与此同时，有一位日本的僧人自愿来中国留学，并在河北赵县柏林寺修持达6年之久，成为当代中日佛教友好交流中的一段佳话。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文化》对他做了专访，本刊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我叫木村礼道，是日本国人，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家里每年都要二、三次请僧人来家里诵经，所以我从小就受佛教的熏陶，聆听过僧人的开示。我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名古屋念的，后来进了一所私立大学，学的是化学，毕业后在一家化工厂工作。我已经出家15年了。 因为日本佛教里有一些派别是允许僧人结婚生子的，很多僧人都来自寺庙的家庭，有相当多的僧人是世袭的，就是家里世世代代为僧。与寺庙无关的年青人出家，在日本僧人中不到百分之五，我就是属于那百分之五里边的。所以按日本佛教的观点，我不算典型的传统僧人。我虽然出自于一个佛教的家庭，但这在日本很普遍，因为日本人一生都在与寺庙打交道，人死了以后，许多人骨灰就放在寺庙里保存。我小时候虽与佛教有缘，接触了僧人，但那时我喜欢的是侦探小说，对佛教谈不上有多少兴趣。我参加工作后才开始正式接触佛教。当时我热爱旅游，看了一些旅游的书，上面都介绍与佛教有关的地方和佛教的知识，于是转而学佛。很多人认为，人因有了烦恼才学佛，如果出家的话，一定是碰到什么事情以后才会作出这个选择。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是。我出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性格弱。我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我排行第三，从小就比较文静，不喜欢热闹，愿意自己呆在一处安静地想一些事情，这样的性格导致我出了家。爱好佛教是促使我出家的又一大因缘。我开始要出家时，家里的人都不同意，但是我意志已定，不可改变。现在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家里人都同意了。

　　我在学佛时，看到日本有关的书都讲到古代日本和尚到中国学佛求法，取回佛经，建立宗派。他们的事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时时唤起我也要与前辈一样到中国取经求法的想法。另一方面，我觉得日本现在的佛教已不是过去的佛教，在中国一定还有原来佛教的样子。我想按古人所说的去做，到中国去学佛，寻找原初的佛教。我没有结婚，可以随便离开寺庙，不受家庭影响，这是我去中国学佛的最有利的条件。为了实现到中国学佛的理想，1992年我先听广播学习中文，1993年2月到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汉语10个月。这期间我到苏州灵岩山参谒，去北京广济寺里的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提交申请书，申请到中国寺庙居住学习。中国佛教协会对我的要求非常重视，安排我到河北赵县柏林寺。年底我离开山东大学，终于遂愿进了柏林寺生活。

　　柏林寺的方丈是净慧师父，他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法音》的主编，这是我来中国后才认识和知道的。在我申请到中国寺庙生活时，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在1993年10月曾安排我与净慧师父见过一面。当时我对他的印象很好，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进寺以后我一直受到他和寺里同道的关怀，特别是监院明海法师等人，经常关心我的起居和饮食，照顾很好。我在寺里与其它僧人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大家也不把我当外国人看待。我早上上殿，吃完早饭后写字，打扫卫生，然后吃午饭、休息，下午学习佛教和汉语，上晚课，晚上打坐。如果有日本人来，我还负责接待，做翻译工作。我从小在日本生活，来中国后不习惯中国寺院的饮食，于是寺里为我一个人开单灶，专门为我做菜，让我尽量能够吃的可口一些。在寺里我一人住一间房子，而其它的僧人是两、三人住一间。可以说，正是因为寺里的悉心照顾，使我能在中国一直安心地住了6年。

　　我在日本曾经从师父正式受过戒，取得了僧籍。来中国后，我想我已经参加中国的僧团，应该作一名中国的合格僧人。于是我在净慧法师推荐下，于1994年4月到广东韶关六祖慧能的道场南华寺再次受戒。当时与我一起受戒的有中国僧人500多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外国人。我的戒师父是江西云居山的一诚大和尚。所以我既传承了日本和尚的衣钵，又接受了中国和尚的戒法，中日两国佛教聚集在我一人身上，为此我感到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