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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的慈悲普及一切生命，确实伟大，而上帝的博爱虽只为人类，但我们在社会上办养老院、医院、学校，即使远在深山、海边、离岛，也有教士、修女去救助贫困的人们，提供面粉和衣物，而你们佛教有吗？” 45年前，有三位修女对一位台湾尼姑发出了如此的诘问。 这位女尼姑由此陷入深思，佛教真的就只能在深山庙堂吃斋念佛，远离人群自性自度，遁入空门，不问世事？佛教在人间的作为，难道只能求个香火旺盛，念经超度逝者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这位后来被台湾人尊称为“人间菩萨”的女尼—证严法师反复思索：释迦牟尼并非神，就是在人间修行悟道成佛的一位王子，从何时起，他变成了在庙堂上供人满足世俗私欲的超人类的泥塑神明？ “救灾现场就是道场”“做就对了”“走出空谈和冥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前脚走，后脚放”……当这些新鲜的修行理念，经由证严法师、透过慈济功德会的具体行动传播开来，台湾人因此而生出惊喜，加入慈济不仅可以拯救自己的心灵，同时还能拯救他人，信众迅速从30人到几百万人。而让人称奇的是，加入慈济的志工和义工的很多人是基督徒和回教徒。 台湾著名摄影师阮义忠也是慈济志工，他这样形容慈济带给他的感受：“我原来是对台湾失望了。因为我拍的台湾的好慢慢消失了。政党活动过于频繁，阶级的对立加深，很多事实都被扭曲，社会不明，善恶不分。我皈依她是因为我从她身上看到的宗教是真正‘走入人间’的宗教。” 而我们在来台湾之前，就有耳闻：在台湾，有一门事业叫志业，有一门慈善叫“慈济”。也正因为有太多的好奇，花莲成为了我们此次台湾之行的首站。而6月13日，当我完成最后对台北慈济人文志业中心的走访时，领悟到其组织精深之道，对于法布施有更深的体认。蓦然回首，正巧它为我的台湾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如果说首站花莲是“人间佛教”慈济国际功德会的发轫地和慈济人的精神家园。那么台北的人文志业中心，则更像是一个组织在都市的办公机关，将其运作的肌理很清晰地展示在你的面前，供人参观、学习、思索其成功的理由。 在慈济的每一个基地，我都能看到慈悲欢喜的志工、义工忙碌的身影，清一色的蓝色白领POLO衫，都是慈济回收塑料瓶，打磨成沙粒织成化纤布而做的环保衣，慈济人称他们的衣服为“柔和忍辱衣”。在礼佛大堂，随处可见佛陀壁画、慈济40年各类图片，尤其是证严法师异常清亮的眼神投射让人肃穆。而在慈济的每一个中心，无论大学、医院、电视台，都设有“静思书轩”，售卖各类通俗佛教读本，并销售各种慈济产品，包括证严法师以及弟子们耕种收获的农产品和香烛等佛教产品。与众多高僧不同的是，证严法师信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据说至今法师在静思精舍仍然会和弟子们一起动手劳作，早年，做婴儿鞋、捡野菜、自制咸豆腐，晚年则会做一些修补的针线活。40年来，更是坚持每天只用一桶水。 如所有的得道高僧一样，证严法师也常住在台湾的高山深处花莲市。奔往花莲的140多公里苏花公路，被很多台湾人畏为“险途”，盘山公路，一路蜿蜒，穿越崇山峻岭，脚下便是汪洋大海。如果你乘坐的小车不幸跟在一辆集装大货车后面，司机就只能大叫“惨了”，基本上你就只能跟随其后默默爬行。相比大陆更加复杂的路况，苏花公路除了超车不便，一路上也算并不危险，风光旖旎，海风习习，倒也一路清闲自得。因为山地和原住民聚集地的山谷加海岸的风光变幻，也更因为慈济和证严法师的缘故，花莲被誉为“台湾最后的净土”，台湾人的“后花园”和“心灵故乡”。 慈济人阿贵 6月5日下午5点，抵达花莲慈济总部。慈济全球总部坐落在慈济医学院和技工学院内，鸟语花香，满眼入绿，建筑物的设计既有飞檐走壁的庙宇质感，也因是灰白色的大理石而颇具几分现代派的气势。一群身着蓝色“柔和忍辱衣”的慈济志工在我面前排队走过，每个人都微微弯腰，或行走或致问候，皆是满面笑容，目光祥和。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慈济会所都要脱鞋或赤足或履袜行走，至少在我到访的花莲和台北的慈济中心，人人都是如此，步履匆匆却又轻盈，让人很容易想起证严法师说过的一句话：“走路要轻，怕地会痛”。 慈济功德会宗教处主任谢景贵接待了我们。谢现身说法，讲了很多他在慈济的体悟。谢今年48岁，加入慈济11年。此前的他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是知名银行的高级客户经理，每年佣金收入百万人民币，曾经花天酒地，内心却很不开心，在证严法师身上，感悟到了生命喜乐的真相。然而他最终加入慈济，颇受一番波折，原本他以为像他这样的杰出人士，慈济应该第一时间欢迎接纳并予以重用，可是慈济却连续拒绝了他两次，原因是他心不定，气太躁，很多的慈济委员，都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庭妇女，对证严法师而言，她们最接近“做就好了”的忘我和舍我。而且，证严法师总是教导慈济人，要求他们首要是要照顾好家庭，视家人为佛陀，家人都不能爱，何况爱他人？最终谢景贵在取得了老父亲的理解之后，加入了慈济会，成为慈济国际捐助的志工。 谢景贵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加入慈济之前的一个小故事。28岁时的谢景贵年轻气盛，和当时很多台湾人一样，不能理解慈济的国际救援事业，“台湾都救不及，为何要拿台湾的善款跑到国际上去？”他形容他当时设计了一个问题陷阱给慈济委员，“打算来一个瓮中捉鳖”，他特意找来一个头发斑白、小学也没有毕业的慈济委员来提问。“我是学法律，当时我那个问题叫双刀论法，我设一个矛盾命题一个陷阱给他，他一跳进来，我就把袋口一收就可以开始打了。”于是，谢景贵就问：“假设台湾的山上或者海边一定有一个慈济还没有救到的人，你们怎么办？我想她绝对不敢否认是吧，所以她如果一回答对，好，我的袋口就收起来，质问你为什么不先救他们，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很难答吧，我满怀信心地去问，你死定了，那个老太太慈济委员的反应啊，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深刻记得，这个小学没有毕业，头发斑白，做了20多年志工的慈济委员，她一听到我的问题，就马上抓着我的手急切地说，阿贵啊，真的吗？赶快带我去，在哪里？我们去救他”。谢景贵形容“当时我一下子就呆住了，完全被打败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