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陈同滨说，“现在说的要拆的建筑都是违反《国家文物法》的违章建筑，是未经批准建设的房子，从体量、规模等多方面都破坏了寺院的环境，所以这个‘拆’是属于文物保护的问题。”

　　无论用尽何种借口，“违章”也好、“文物”也罢，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拆除僧寮、斋堂当作根本目的，而对“驱僧离寺”避而不谈。而且看上去，他们还准备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因为被冠以“违章建筑”之名，所以僧人们的基本生活设施必须拆除。想要蛮横霸道地把人赶出家园、夺寺驱僧，总要师出有名、找点借口。虽然有文保人士指出兴教寺的“违章建筑”可以罚款，可有关部门却打定主意要将其拆除。即使建筑违章非拆不可，但是否能在原址上新建“合法建筑”？拆除违章建筑，是否等同于一定要将僧人“赶出家园”？兴教寺在申遗过程中，是不是非要拆庙驱僧、如此断臂？

　　同济大学张松教授指出，“虽是违章建筑，但并不一定要全部拆除”，历史时期形成的建筑，即使是自建建筑，也应酌情保留。“世界遗产保护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恢复为哪个时期的风貌和状态”，“真实性既有最初刚刚建成时的真实，也包括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叠加物，并非只要求原初的真实”。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则指出，“僧人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概念上也应强调无形的“完整性”，“怎样把重要的历史信息传承下去，并不是一个‘拆’字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拆迁把重要的历史信息给拆丢了，那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对于这些问题，相信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比一般民众更清楚。但为什么他们却要费尽心机、层层铺垫，将问题导向“驱赶僧团”的最终结论？只怕有关部门醉翁之意不在酒、拆迁的目的根本不为“申遗”！

　　当地政府“请君入瓮”，建筑“违章”谁之过

　　对于“建筑违章”的指责，兴教寺法师很不认同，他们指出，“从2002年开始，十方信众花了5年时间、投入了300万元建成三藏院，中间没人干涉过”，虽曾向当地宗教局等部门提出申请，但并没有得到批准，所以近期建筑确实没有相应手续。而斋堂只是从小换大，怎么就成了违章建筑？

　　然而，僧人们哪里知道，“有关部门”早已在兴教寺周边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只要稍有动作，兴教寺马上便会落入一个预谋已久的陷阱中！

　　用段先念的话来说，为了“创造性地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避免“与西安现代化建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对西安的城市定位和未来发展形成巨大阻力”，早在多年以前，西安就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为“以佛教为抓手”发展旅游和经济铺路。

　　首先，当地政府 “布局深远”地在区县机构改革中将长安区民宗局与文物局合二为一，成立了史无前例的宗教文物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为文物部门肆意谋夺宗教活动场所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

　　接着，在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合谋主导下，兴教寺的兴建手续一直被搁置、而兴建工程则一直被默许。有关部门在兴教寺建筑审批过程中有意不作为，审批的申请一旦上交，就如同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这并不只是兴教寺一家所面临的情况，有的网友不禁质问，“请国家文物局回应一个问题：建国六十年以来，凡是上报并受理的项目，批复率能不能到达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未批复申请项目都已建成或在建中，这百分之九十是不是都该拆迁？请国家文物局公开申请项目信息，以便于群众监督举报整治”。

　　面对文物部门与当地政府后妈似的不闻不问，寺方势必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只能自谋出路，而这一点正中有关部门的下怀。于是，一只早已架好的大瓮张着血盆大口向寺方招手：建设过程我不干涉，但却要制造既成的“违建”事实，让这批建筑始终都处在“违建”的尴尬境地！

　　平时双方或可相安无事，仿佛“违章建筑”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但只要驱僧夺寺的黑手伸了过来、而僧团竟敢反抗，有关部门便会瞬间祭出雪藏已久的“违建”帽子，用它来扼住僧团的咽喉，让你挣扎不能、反抗不得！应该说，“违章建筑”就是有关部门有意留在寺庙里的杀手锏和定时炸弹，是一把始终悬在僧团头上、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剑。有关部门该作为时不作为、不该作为乱作为，“违建”究竟谁之过？

　　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精心安排下，兴教寺的任何新建建筑，都难逃“违章”的厄运。而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更彰显了有关部门早已种下的夺取兴教寺的心理。面对如此精心安排的“请君入瓮”，兴教寺插翅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