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运法师谈香港政改:2017一定要得

　
香港西方寺住持宽运法师

　　文/香港西方寺住持　宽运法师

　　随着16个月来的政改咨询，社会各界意见分歧，争拗不休，秩序及法治备受冲击;在一些激进市民高唿“真普选”的口号下，4月22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随即落区宣传。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女士23日在多份报章撰文，指发表方案后“标志政改已进入最后、最关键时刻，特区政府已用好人大8.31决定提供的空间，采纳更民主、更开放的做法，设计了一套合宪、合法、合情、合理而且公开、公平、公正、具透明度、有竞争性的方案，值得向社会推荐。”

　　林女士以《2017一定要得》为题撰文，呼吁立法会议员放下成见、求同存异、理性沟通，期望议员考虑多数民意和政治现实，作出应有的承担，展示勇气，以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依归，让香港市民可以普选行政长官、让民主发展可以向前走，共同创造香港政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她表示，“一定要得”口号反映市民对如期实现普选行政长官的期盼，不愿让历史性进步的机会白白流走。

　　林女士的言论，确实值得身为香港一份子的我们，作更深一层的反思。姑勿论今次“政改方案”是否成功，但这意味着今后“优化普选”可持续发展，“我们朝着普选特首这个歷史性目标又再走前一步”的这份坚持与信念，却是宏大与美好的。

　　不过，若要取得成功，“放下成见、求同存异、理性沟通”，和谐合作，和衷共济，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也就是说，唯有“和”或“和谐”才能达到全民真正合作的理想目标。

　　一、和谐精神与社会建设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和”或“和谐”的民族，以“和”为社会发展及社会存在的主体思想。是故今天的社会，应继承并发扬此“和”的精神，以消除人与之间的隔阂。我们可以注意到，表面的宣扬难以深入人心乃至渗入骨髓;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入手，使“和谐”深入人心，犹如树木一样，从一棵小树苗开始培养，日后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所以“和谐”必须从根本入手，才会有实现的可能，不然只是一种口号而已。我们所提倡的和谐是人类思想与心灵的和谐。是故，佛教提出“心净国土净，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以“心的和谐”为和谐的理论，是中国古代“以和为贵”思想的昇华──从心的和谐开始，实现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的理想。

　　通过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和谐社会，必须要从心开始;心的和谐，才是社会和谐的源头，唯有保持源头的清净，一切水流才会清净。我们都知道佛教的根本思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是建立在道德、法律及社会伦理的基础之上的真正和谐理念。对于拥有逾数亿信徒的佛教来说，佛教是和平的宗教，也是实践和谐、净化心灵的宗教。其中佛教所提倡并实践的理论，均是和谐的最高思想，如世间法的“五戒十善”，就是教导世人如何禁止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以及不良的思想言论，使人做一个有利于自己、社会和众生的人。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高度精神文明的和谐世界;人民才会和平康乐，社会才会安定团结，国家才会繁荣富强。

　　正如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说：“佛教是讲求和谐的宗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弘扬佛教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将有助于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阐扬佛教无我利他、慈悲济世的精神，提倡扶贫行善，安老护幼，心灵关怀，是佛教服务于社会的职责所在。我们要从人间社会出发，开显人人本具之优越潜能，让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与目标得以早日实现。

　　二、佛教的政治智慧

　　一般社会人士可能会有一种误解──以为佛教是不问世事、不关心政治的。实际上，佛教在关注出世精神提升的同时，也对入世的生活，如政治、经济、家庭、伦理等方面极为关注。

　　(1) 佛陀与其弟子的政治活动

　　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本身就是一位关心政治的宗教家。这是他慈悲众生，救世济人本怀的自然流露。佛陀曾亲赴戳场，劝阻战争的发生。释迦族与拘梨耶族因争卢四尼河水，而准备大动干戈，佛陀挺身出面阻止。又有一次，由于佛的一言，阻止了阿阇世王进攻跋耆国。佛陀也曾经为了拯救他的祖国──迦毗罗卫，而静坐在枯树下，向侵略者毗琉璃王“示威”、“抗议”，而毗琉璃王也因为敬畏佛陀而两次撤兵(详见《增一阿含经》卷廿六，第二经)。由此可见，佛陀本身对政治的关怀及参与。

　　佛弟子关注与参与政治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例如古印度时，龙树菩萨(西元150 - 250年)为了度化南天竺王，曾经“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经歷七年”，最后才引起了国王的信任、礼遇，而度化了国王及万名婆罗门，并在南天竺大弘佛教(详见《龙树菩萨传》，姚秦.鸠摩罗什译)。他的弟子提婆(西元170 - 270)也为弘扬佛法而捐躯(详见《提婆菩萨传》，姚秦.鸠摩罗什译)。提婆为了度化信邪道的南天竺王，投效利国王军队裹，最终获得国王信任器重。叁月度百余万人。

　　另一个例子是世亲(西元320 - 400)。世亲的时代是婆罗门教兴盛的时代。他撰写了《七十真实论》来批评婆罗门的《僧夫论》，受到国王赏识，赏他叁洛沙金，他就利用这叁洛沙金建立了叁座佛寺，大兴佛法(详见《婆薮盘豆法师传》，陈.真谛译)。在中国，情形也一样，南北朝时代的佛图澄(西元232 - 348)曾帮助后赵的石勒，建立国家，其后道安(西元314 - 365)、鸠摩罗什(西元344 - 413)也都襄助当时的执政者，使佛法盛极一时。

　　从佛教历史文献看来，印度与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无不为了广度众生而参与政治，这显然是佛教悲天悯人情怀的具体表现。

　　参政的结果，成败与否，我们暂不讨论，只想在这里说明，佛教是关心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上述例子中所提到的佛陀及弟子，他们都是抱着悲天悯人、救人济世的菩萨道精神来参政、广度众生的，他们都拥有完美的人格，超越的素质及崇高的理想来进行政治活动。因此，今天我们社会上很多有识之士，若要参与政治，必须抚心自问，是抱着什么目的来参政?政治理想是什麽?拥有什麽素质或条件来参政?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再从佛陀的教导及一些后期经典记载中吸取启示。

　　(2)佛教的政治理想

　　佛教的政治理想，大致表现在“佛陀预言弥勒成佛”一事上。弥勒成佛的预言在塬始的《中阿含经》卷十叁〈说本经第九〉、《增一阿含经》卷十一(第六经)、同经卷叁八(第二经)以及巴利藏《长部经》(第二十六经)(CakkavattisihanandaSutta)，都有简略的记载。其中，预言“人寿八万岁时”(五十六亿余年后)，有一“转轮圣王”出世，拥有七宝。这七宝是轮宝(象徵正法之普及)、象宝、马宝(以上二宝象徵生产及交通充备)珠宝(象徵财政充实，人民富裕)、女宝、居土宝(以上二宝象徵人民善良)、主兵臣宝(象徵英明政府)。这里所显示的理想政治，应是正法普及，人民善良及物质生活美满的社会。

　　而在《华严经》第叁十四〈入法界品〉中大光明王说：“我治国之道，在于使人民修心。”同样表示政治的崇高理想是在于使人民遵从正法，提升精神生活。同经也说：“有贫穷的人到来时，常开库藏，让他们恣意取之，然后劝戒他们远离一切恶。”这里提出了极有意义的政治哲学，即必须先使人民丰衣足食，才能劝人民弃恶从善。

　　而《长部经》第二十六经(DighaNikaya，26)也清楚的说明，贫穷是一切非义及罪行之源。诸如偷盗、妄语、暴行、憎意、残酷等等莫不由此而生。同时在这《长部经》另一经，KutanantaSutta。中说，惩罚并不能抑止暴行，反之，佛陀倡议要芟除罪恶必须改善人民的经济状况，应当为农人提供稻谷种子和农具，为商贾提供资金，对雇工给予适当工资。当人民都有了能够赚取足够收入的机会，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无有恐怖忧虑，结果自然是国泰民安，罪行绝迹了。

　　所以，佛陀告诉在家信众，改进经济状况确实非常重要，但不可贪求执着，或不择手段地去赚取财富，而是以正当的方式去谋生。佛教认为物质生活舒适，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它只是一个达致更崇高理想的条件。

　　以上的论点，与儒家“先富后教”的政治哲学是相当一致的。孟子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然后驱之向善”以及荀子的“欲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争具矣。”(见《论语》)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不论是佛教或儒家思想，看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朝向消除贫穷，教化人民，劝人弃恶向善，和谐共处，以寻求生命最高价值为方向。而事实上，我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见《宪法》第十一与十二条)，因此，身为宗教人士，就更应以实际行动来捍卫这项保证，积极推动宗教教育，负起教化人民的责任。

　　1.治国之法

　　佛教的治国之法，可以从“七不煺法”中看出来。七不煺法，也就是七种使国家永不煺步的方法，是佛陀教给一个小国跋耆，来抗拒一个穷兵黩武的独裁大国──摩竭陀的方法。依照《长阿合经》卷二中的〈游行经〉以及《中阿含经》卷叁十五的〈雨势经〉，这“七不煺法”是：

　　(一)国家常常召开会议，广集民间意见，作为建国蓝本，并严守国防。

　　(二)政府与人民，上下一心，不分阶级，和睦共处。

　　(叁)不论人民或政府，都须遵守法律，决不逾越，或胡乱修改。

　　(四)执政者尊重有建国经验的元老，吸取他们的宝贵意见。

　　(五)尊重宗教信仰，鼓励宗教的研究。

　　(六)注重家庭及社会的伦理道德。

　　(七)敬重社会上有德有学的人士。

　　以上每一条法，置之于今天社会中，仍非常的适用。

　　第一条清楚说明民主议会为建国基础。在这基础上，民间组织发表意见，发动舆论，应是开明政府所容许并接受的。

　　第二条建议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不可互相对抗，显示政府与人民应时常沟通，互相徵询。政府不可压迫人民，人民必须支持政府。

　　第叁条提倡公正平等政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更主张法律不可胡乱修改。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修宪的基本条件(见我国《宪法》第一五九条及一六七条)，就是一例。

　　第四条建议是吸取建国元老的宝贵意见。

　　以上四条，总结起来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塬则，这是今日任何民主国家所应遵循的塬理。

　　后叁条是有关个人精神生活的培养及社会秩序的重整。由此显示，精神生活及社会道德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这符合了上述“修心”、“教化”的政治理想。事实上，“国”是由一大群人所组成的;国不能採取任何行动，採取行动的是人。所以人格的培养，伦理道德的维持，是建国的根本。(有关“七不煺法”之论述，有兴趣者，可继续参考拙着《从南海争议略论佛教的仁王政治思想》一文。另外，有关“七不衰法”，可参考拙着〈《法华经》“四安乐行”与和谐社会〉一文。)

　　今天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十分功利的、世俗化的社会，这七不煺法中的后叁条，应可给人们带来一些警惕。这里我们也可发现，“国家五大塬则”的内涵都包含在七不煺法中。我们奉守此五大塬则，实际上就奉行了两千五百年前佛陀的教诲。

　　除了七不煺法，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经典窥见一些治国之法。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这部经广泛论及与政治有关的课题。其中有逮捕罪犯的塬则、消除战争的方法、徵收税务及减免的标准，乃至转轮王(执政者)所应具有的条件等等。

　　2.从政者的素质

　　从七不煺法到逮捕罪犯的塬则，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所提倡的是以德行(“仁王政治思想”)来处理政治事务，以治人来治国。这与儒家的“德政”也是一致的。(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拱之。”)但德政必须由有德之人来推行才行。有如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师以正，孰敢不正。”佛教对这个课题，也提出了其充满智慧的见解。

　　这见解可以从佛的《本生经》的“十王法”中看出。这十王法为从政者所应具有的素质定下了标准。每一条法，都会为我们带来不少的提示。

　　第一条法说明从政者必须“豪爽、慷慨、慈善”。从政者不可贪财而应为人民福利而散财。第二：“须有高尚的道德品性”。不可杀生、欺诈、偷盗。邪淫、妄语及饮酒。第叁：“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准备放弃一切个人安乐名声，乃至生命”。第四：“诚实正直”。执行职务的时候，不畏强权，不徇私情，对人民无罔无欺。第五：“仁慈温厚，性情和煦”，待人厚道，怜悯一切。第六：“习惯节约，生活简单”。不耽奢华，克己端严。第七：“无瞋无恚，亦无怨毒”。不了芥蒂，不念旧怨。民主选举制度里，缺乏这个条件，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

　　第八：“不尚暴力”。不但不肯伤害他人，并尽力提倡和平，阻止战争。多元种族社会里，更应该提倡和平、而非暴力。

　　第九：“忍耐、自制、宽容、谅解。”必须能忍受困苦艰辛，讽刺横辱，而不生瞋怒。真正的从政者，必须经得起这些考验。

　　第十：“不做违反人民意愿之事”。不梗阻任何有利人民的措施。换言之，治理人民，应以人民意愿为依归。

　　另外，前面提到的《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也强调，身为从政者当忧民而片刻不离于心;当察知人民的苦乐，谋求人民的繁荣;为此常常知水，知风雨，知收成之好恶，知乾旱，知人民的忧喜，知罪之有无、轻重，知功绩之有无等，以明赏罚之道。这里不但说明了从政者的任务，更提到从政者必须拥有治国的学问。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佛陀的生平或教义来看，佛教都是关心政治、关心人民的。由此可见，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那么佛教徒对于政治的参与，应该採取怎么样的态度呢?民国的太虚大师主张“问政不干治”的看法，可以说最为客观中肯，最具智慧见解的。大师认为佛教徒应该积极去关心国家大事，而不热衷于追求实际的权力运作。晋朝的道安大师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和政治都是众人之事，彼此息息相关，脱离不了关系。证诸歷史，佛教愈弘扬的时代，国运就愈昌隆;唯有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佛教才能兴盛。

　　因此，从政者必须具备美好的人格，优良的素质与崇高的抱负。假如今天我们的从政者，都能拥有上述的条件，就可以积极参政，为国家献良策，为人民谋福利，这就是社会、人民最大的福祉。

　　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佛教是具有相容性、宽容性和社会实践性优势的和谐宗教。正如《华严经》中讲到，菩萨自度度他、利他利己的救度精神时，有这样的一个譬喻：“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由此譬喻我们发现，佛教所讲的“完美和谐”，是以自我奉献以及无私助人为快乐。佛菩萨的这种慈悲精神，无疑是我们今日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正如《增一阿含经》中一首四句偈所言：“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为家忘一人”就是说：我们是家庭中的一份子，我们就得为家庭忘了自己，全心全力的在为我们的家庭努力;“为村忘一家”，一个村落比我们一家要大、还要重要，若是为了我们的整个村落，我们就要忘了一家，来为我们所住的村落而努力;“为国忘一村”，就是为了国家，我们忘了自己所住的乡村，因为这个国家比我们所住的故乡远大，所以为了国家，我们就忘了一村;最后“为身忘世间”，为了我们此身最终的解脱，我们要忘掉世间。由此说明了佛法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就世间法而言，我们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关心人民，也就是爱国、爱民;就出世间法而言，我们追求智慧，实现解脱，也就是爱教、爱法。

　　所以，我们说，佛教是慈悲、和谐、平等、无诤的宗教，期以此等精神为今日和谐社会、民主政制尽一分心，出一分力。

　　反观现时社会天灾不息，人祸不断;昨日(4月25日)尼泊尔发生7.9级强烈地震，中国西藏地区震感强烈，而且余震不断，造成严重伤亡;相较于香港地区，四时有序，风调雨顺，我们实在幸福、快乐得多了。何以今日香港的我们仍然感到不快乐(日前，联合国公佈2015年世界快乐报告，两岸叁地中，台湾排38位，香港排72位，较前年跌8位，叁地中最不快乐的是中国，排84位)?仍然为了“政改”的问题，终日争拗辩论，互相斗胜，无时平息?我们实在有必要好好地反省与检讨。否则，到了2017年的时候，又怎可能“一定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