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要有宗教考量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8日，在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时强调，要做好“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尽早确定今后几年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有早期收获计划和领域。

　　笔者在云南调研时遇到一位内地在老挝投资的商人，他不无感慨地说：“不要以为有钱就一定能搞定一切!我们想买一块地，最后村里的首领说周围都是他们的佛地，买不得。”如果说在中国进行基础建设基本不必考虑宗教问题，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就不同了。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穆斯林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占各国九成以上。从云南进入老挝，缅甸到柬埔寨、泰国是小乘佛教主导的国家。海路上，过了金兰湾，就进入了穆斯林主导的“马来世界”，印尼有两亿多穆斯林，接近总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穆斯林占六成以上，并在国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优势。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穆斯林人口超过一亿，分别是世界上第二、三、四大穆斯林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徒几近八成，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有七成之多。宗教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区域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完全处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其实是一个“宗教的路带”。

　　“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一旦形成，在微观运行上回避不了和沿线的宗教，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穆斯林社会打交道。企业要在别人的地盘上铺路桥、建港口、修管道、运物资，就必然要与各自为政的各类地方势力频繁协商，必然要雇用当地劳力，必然要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都需要充分了解宗教社会。但目前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似乎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很少涉及社会宗教问题。针对一路一带的穆斯林国家，即使伊斯兰问题专家，也常常将宗教问题还原成外交谈判和一般性国家间的礼节，但宗教涉及道德、团结、尊严、生命等价值，是各种社会行动的动力所在，所以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更不能假设当地社会天生追求GDP。何况，“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也不止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还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并提倡“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这都需要我们将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纳入战略实施规划的考量之中。

　　“一带一路”将会带动大规模的企业和人员“走出去”，而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机构虽然也在改变过去那种完全隔离外派人员的管理方式，但是企业和单位依然照搬外交人员标准，要求员工受外事纪律约束，集中住宿、收缴护照、外出请假、结伴出行，不许与当地人密切来往，更不能与当地人恋爱、结婚，等等。这种半军事化管理自然降低了风险，但却使驻外生活无聊沉闷，勾心斗角频发。管理层追求别出乱子，普通人盼着早点回国，整个生活处于“悬置”状态，如何谈得上有所作为?有的企业惯性地把“公关领导”的做法搬到国外，以为搞定政府就等于搞定社会，无视了我们“走出去”的大多数国家既不是西方的法制社会，也不是我们这样的政府社会，而是以宗教为主导的碎片化的社会。有些人员在认识上缺乏宗教敏感性，缺乏对宗教的尊重特别是缺乏对穆斯林社会的各种习俗，以及由此演化成的政治和经济契约形态的了解，在心里往往把落后和恐怖主义与穆斯林社会相联系。遇到征地，拆迁和补偿等纠纷，遇到草根社会抗议，就归咎于美国指使、刁民找茬、政府失灵;遇到地方精英来沟通，首先想到自我辩护，甚至抱怨为什么捧着钱帮你们发展，你们还不领情?

　　不善于同宗教社会打交道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大挑战。我们的成长过程很少涉及宗教知识教育。我们很多人对宗教一是不了解，二是有歧视。很多人认为宗教与经济发展此消彼长，认为科学已经完胜宗教，认为各种宗教正在全世界走向消亡。很多人认为穆斯林只是一群服装怪异、饮食奇特、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很多人不明白何为封斋、礼拜，更不了解沙里亚教法、革新运动、伊斯兰金融等今日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景观。我们不要求每个走出国门的人都成为宗教专家，但是需要有宗教的知识，对宗教的尊重。

　　以伊斯兰教为例，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呈现强力复兴之势。即使在宗教政策较为开明的东南亚，伊斯兰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占主导地位，沙里亚教法体系在马来西亚、汶莱、印尼的适用范围日益广泛。内亚这边，穆斯林人口占99%的阿富汗，日常生活节奏完全按伊斯兰教要求展开。巴基斯坦不仅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而且遵行严厉的《宗教亵渎法》。就连宣称宗教中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仍然主导着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正在经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新兴运动层出不穷，在普通人当中传播得非常快。

　　“行远者储粮，谋大者育才”。“一带一路”只是中国扮演更多国际角色的开始，仅仅靠国际政治、商业、法律、工程技术人才，无法胜任这些角色。必须培养一大批深谙宗教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状况，为当地社会所接受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人才，为外派机构和基建项目的开展做评估、建议、培训、沟通、公关。仅凭看当地报纸和打听小道消息，根本无法了解具体的穆斯林社会，解决之道在于专业人才培养。因此，要鼓励中国学生到国内外顶尖大学攻读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研究的学位，在攻读阶段就要到穆斯林社会中长期生活。同时，也应在国际上引进世界公认的区域问题专家充实高校师资，为中国培养真正熟悉沿途国家社会文化的区域人才。同时更要为沿途国家培养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人才。由于长期着眼西方，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知识储备，远不及欧美，也无法跟日本、韩国、新加坡相提并论，甚至跟印度都有差距。仅靠外交官和企业家孤军深入，在复杂的伊斯兰世界批量完成大型项目并赢得赞赏，任务过于艰巨。（作者：梁永佳 李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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