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茶叶种类众多，名茶少见多怪，有许多更是备受皇家喜爱，成为历朝贡品。浙茶的发展态势虽然是在各种要素的剖析作用下形成的，但是，佛教在其中却有着不可无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佛教寺院的兴起，为浙茶的快速发展发明了有益的条件。自汉代开始，佛教逐渐遍响中国各地。特别是南北朝以来，佛教发展到了兴盛时期，出现了许多寺庙，这些寺庙人多处于名山之中，如普陀山的普陀寺，天台山的国清寺等而名山胜地，林木葱郁，泉水清澈，石雾旋绕，烟雾弥漫，湿度极人，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宋代的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谈到：“……撅土赤坟，撅植惟茶，会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丛条，水多黄金，茶生其间，气息殊美。”这里实践上强调了茶树对环境的选择，认为名山谷岗，上地肥美湿润，最适合种茶。

　　同时，自唐以后，寺院经济日渐兴旺。一方面，由于国度政策支撑和官僚地主的布施，寺院具有大批的田产。据《嘉定赤城志》载，天台、临海、黄岩、仙居，宁海五县，民田总数为2628283亩，其中寺观田为135449亩，占了5%左右。此外，还有大量的山地通过这些田产，寺院积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一方面，寺院还从事手工业、商业甚至兴办借贷业务，谋取暴利。因而，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僧尼的上层人士，不但和世俗地主一样能享用优裕的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闲暇、更有时间和条件去从事茶业活动。 拥有适宜的自然环境，必定数量的资金和充沛的劳动力，寺院运营茶园成为普遍的现象。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拥有的茶地，多由山僧人开拓，其中出名的桃花山，“离县约百一十里，山多茶田，颇肥美，半属普陀僧开垦。”，陆羽早年所住之湖州杆山，同样既是寺院胜地，又是产茶盛地，寺僧们长期从事茶树种植，积累了丰厚的阅历，故寺院生产的茶叶多为珍品。《咸淳临交志》石：“茶，岁负见旧志载，钱糖宝石庵产者也，名宝石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也，名香林茶，上天竺自石峰产者也，名自石茶……，又宝严院垂石亭办采茶……，又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山大致皆产茶，近日径山寺僧采谷雨前者，一小缶赠送。”长兴县寺院则生产紫笋茶，“草茶极品，惟双井顾诸，亦不过各有数亩……，二顾诸在长兴县，所谓古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一切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此外，越洲佛寺所产的口铸茶，浙江石和县惠明寺僧人种制的惠明茶，径山寺僧人种制的径山茶等。这些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僧侣们还承当了焙制茶叶的下作，他们的制茶技术较高，“如杭之龙泓者，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仅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寺僧们对茶园的仔细管理和经营，使浙茶品种不断增多，质量日益提高，各类名茶相继降生。其次，寺僧们研讨茶学，以茶为题材作诗文，也有助于浙茶的发展。

　　历朝历代不少寺僧是有名的佳人、诗人他们好与文人交往，品茶之余，吟诗作文，遗留了许多与茶相关的名篇佳作。唐代寺僧皎然，就曾写过不少关于茶的诗作，如《饮茶歌送郑容》、《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旅居士晟 》 ，《顾诸行》等，这些诗作不仅表达了其爱茶之情，更是对顾诸茶、天目山茶等浙江名茶做了生动的描画，对扩人浙茶的传播和影响有主动的作用。明朝文人诗僧游莫干山，对莫干山茶也有较多的记述。其中诗僧释圆信在一首诗中写道：“帘卷春风啼晚鸦，闲情无过是吾家，青山个个低头看，看我山中吃苦茶。”对茶之深情厚感流露无遗。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对茶叶贡献最大的应属陆羽。他虽非僧人，但从小生活在寺庙，并且与僧人交往亲密。陆羽所著的《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其中对茶的根源、产地，栽茶、采茶、制茶的过程，以及饮茶、品茶的历史，茶具的选用等等，都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和论述，成为茶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宋朝以后被称为“茶圣”、“茶神’，此外，宋徽宗也著有《大观茶说》，分十二道工序精细论述了制茶工艺。在《茶经》、《大观茶说》等等的影响下，唐宋以后饮茶之风逐渐普及全国茶叶不仅成了进贡、恩赐的佳品，更是文人雅士的溺爱之物，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文人学士、寺庙高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趋于雅化，一方面，饮茶的茶具文人化，对茶叶、茶具、茶水、饮茶环境愈益讲究，将艺术品味和审美情味融入其中;同时，饮茶不仅可借以修心养性，激起文思，参禅悟道，而日也是风雅聚会，文人高僧交流的必备，品茗饮茶的人文内涵远远超出了它的适用价值。不仅如此，茶叶也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消耗需求的增加刺激了茶叶生产，在这种环境下，浙茶生长有了更加肥沃的上壤，发展速度自然也日益加快。

　　第三，佛教的饮茶活动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风俗发生了久远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浙江茶叶及其文化的发展。

　　出于佛教本身的需要，饮茶逐渐成为了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国清寺内就设有“茶堂”，并设有“茶头”，专承茶事活动。佛教寺院中的茶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载：“觉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此则记载实际上也说明了佛教茶道即寺院茶礼的三个层次，虽仪式繁复，但层次分明。而这种佛教茶道的兴起，也在一定水平上影响了社会风俗。

　　当时，宋代浙江径山寺经常举行山僧徒、香客、施主参与的茶宴，由此而产生的斗茶活动及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在社会上十分盛行。同时，僧人云游四方，沿途旅店投其所好，设茶饮以待，僧人一饮，过路商客也这般，久而久之，便成为沿途店舍必备之物。“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各种茶庵、茶肆、茶寮也应运而生景。景县寺观大都附茶庵，如惠泉庵、顺济庵、鲍义亭、浮卢庵等。《梦粱录》中所记杭州茶肆更是方式多样。此外，中国佛寺实际上是公共关系场所，是商贩们做生意和蔼男信女烧香拜佛之地，每个佛教节日也是百姓出游的好机遇。在这些节日里，僧人们提供的饭是斋饭，饮料也自然不能是酒，而是茶了。他们还组织特地的茶汤会，《都城纪胜》石：“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在这里，饮茶成了人们沟通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往来，有助于社会的开放谐和和。总而言之，佛教的饮茶活动具有强者的社会功能，在这种功能的影响下，浙江茶叶不仅有了宽广的发展市场，更重要的是，浙江茶文化有了更深的内涵，这正是浙江茶叶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动力。

　　可见，由于佛教僧众社交广泛，既与上层社会保持密切关系，又与平民阶层接触屡次，因此，其影响面非常广。他们积极参与栽茶、制茶、饮茶，更使饮茶习俗浸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不仅接收了统治阶级、士大夫的参与，并且很快涉及到民间。唐朝时，已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开门七件事之说，茶叶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浙江茶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发展、昌盛，并在中国众多的茶叶中独具异彩大放光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