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浙江茶叶及其文化随佛教向外发展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的消化、吸收,逐渐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因而,当它向外辐射之时,也带去了丰富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括浙江茶叶及其文化。 中华茶文化向域外传播,泽被所及,首先是中国边疆及周边国家。 1、向西藏的传播 西藏地域,人们日常食物以乳肉类为主,缺少菜蔬,因此,需要一种饮料来消食健体,升清降浊,而茶叶正好具有这种功效。到隋唐之际,随佛教的发展,茶叶生产扩展,饮茶风也便自然而然地从南到北传到了边疆地区。唐朝之时,吐蕃就通过万市向唐朝购置茶叶、丝绸等物品,这说明唐前期茶叶已传入吐蕃。另外,据唐《国史外》记载:“初常兽使西养,烹茶帐中,养人问曰:‘何为者?使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寿州者,此顾诸者,此靳门者。”从这段记载可知,唐朝中期,浙茶在吐蕃已是普遍之物了。饮茶之风也在吐蕃盛行起来,致使达到了“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境界。 2、向朝鲜的传播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文化关系源远流长。在中国商周时期,就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公元7世纪中期,新罗结合强大的唐朝,出兵灭了百济、高句丽,结束了三国分治的场面,一致了半岛,尔后新罗与唐朝政府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新罗人士,包括僧侣来华求学,广泛进修盛唐文化。当时,唐朝社会盛行饮茶,这些人潜移默化,渐渐地饮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嗜好,从而为日后茶饮在野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优秀的基础。到唐朝后期,浙江茶籽就传入了朝鲜,据载:“朝鲜新罗土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唐使金大廉在麟德殿参见了唐文宗皇帝,受赐浙江人台山茶籽四解(解:计量单位,一解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兴德王令种于地理山(今智异山,海拔1951米)海拔100米以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由此开始种茶。之后,随两国关系的发展,天台宗、禅宗佛教逐渐在朝鲜占了优势,这两大宗派的寺院茶礼也对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饮茶习俗慢慢推行到了大众的生活中。 3.向日本的传播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其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唐宋之际,诸多留学生、留学僧侣来华求学,他们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华文化,因而,当茶叶传入日本时,他们学到的不仅是一般的种茶、制茶技术,更能从精神形状上全面吸收其文化内涵,而形本钱人的特征。 日本的茶叶及其文化与浙江渊源颇深,日本佛教是天台宗,其茶之根也源于浙江天台山。天台山所产之茶在隋唐时就很有名,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就有天台茶的记载。宋明之后,天台茶就更为风行,许多茶学著作中都可见其踪迹。明代许次纤《茶疏》中就记有天台茶。同时,天台山国清寺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又十分注重茶事活动,到了唐宋,天台佛学进入兴盛期,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前来研习,回国时,他们将天台山茶籽带回了日本。 据载,遣唐僧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行满曾做过茶头,因而,最澄在研习佛经的同时,也接受了寺院茶文化的熏陶。次年回国时,最澄除带经书外,还带回了天台山茶籽和大量团茶。虽然最澄能否是第一个将茶籽带回日本的人,各家学者见地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旱在畲良朝光阴本已有了茶叶。到了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巡游至滋贺的梵释寺时,“该寺人僧水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饮后大悦,“便命裴内、近江、月波、播磨等地方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这一方面说明那时日本已开始饮茶,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日本,饮茶只是少部分人的活动,民间尚未形成饮茶的习尚,只不过,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推动,茶业经济在日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嵯峨天皇时代兴起的饮茶文化,其实是当时遣唐使和学问僧带回的唐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当唐朝末期,社会紊乱,日本中止派遣唐使后,日本饮茶文化曾一度衰退自到两宋。中日交流有了新的进展,浙江茶籽再次被带回到日本,才促进日本茶叶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度。这其中,荣西禅师、明惠上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上所述,浙江茶叶与佛教相互依赖,相互推动。佛教僧侣的生活需要茶禅一味的内在要求,使浙茶尤为佛教所重视;而佛教僧侣种茶、制茶、传播浙茶茶种及文化,对浙茶的发展有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促使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了极高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