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代，俗讲已相当发达。这时的俗讲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听众已遍布各阶层。为适应这种需要，僧、俗作者以原有的俗讲题材为基础，汲取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表现形式、手法，编写出变文，以供俗讲之需，使这种形式自成一体，并相对固定下来。在僧俗作者参与的这种再创作过程中，变文的内容在佛教经义、佛经故事的基础上，逐步增添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题材。前者如《降魔变文》、《庐山远公话》等；后者有《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变文语言通俗易懂、讲唱结合、情节曲折多变、富于传奇色彩，每事均喻佛理，创作意图明确。这些特点对中国的说唱艺术，如诸宫调、鼓子词、弹词、平话的形式和创作手法均有明显影响。如《降魔变文》，讲述佛及其弟子们战胜邪魔的故事，表现了正义者勇敢、坚定、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扬善抑恶，褒贬分明，符合中国民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意识，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类似题材、内容、情节和结构形式的变文，稍加改编，即可成为一出好戏，故南戏、金院本、明清传奇及历代杂剧中，都有由变文演化而成的剧本。

　　佛曲也是影响中国戏曲的重要因素。佛曲是以乐曲旋律配以佛经偈颂谱成的歌曲或描述佛教精神的乐曲。佛曲先于佛教传入我国，在早期的传播和影响上也大于佛教本身。

　　到南北朝时，佛曲传入的途径增加，数量增多，影响渐广，并日益与中国传统戏曲结合。《隋书·音乐志》载：“西凉者……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旧唐书·音乐志》也说：“自周隋以来……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典度皆时俗所知也。”在敦煌发现的史料中，唐代佛曲就有200多首。在《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及《佛祖统记》等书中，还记录了不少佛教音乐家，其中少康、文淑、段善本等成就卓著，影响颇大。这些佛教音乐家，在灵活运用佛曲的同时，还注重学习中土民族民间音乐，成为民间艺人和教坊效法的对象

　　中国戏曲在思想、题材、形式等各方面，受印度文学及佛教经典之影响甚大，如京戏中之‘西游记’、‘目莲救母’、‘白蛇传’等脍炙人口之名作，内容均充满佛教之因果思想；另如佛曲、宝卷、变文及长篇之弹词等讲唱文学，亦受佛偈文体之影响而产生，尤以‘佛所行赞’关于八王分舍?利之一段，俨然戏曲形式之对白，更奠定了元人杂剧之基础。然较具佛教文学价值者，以明、清之传奇为多。其中最著名者为‘劝善金科’、‘归元镜’，前者为钦定戏曲，为源自盂兰盆经之民间传说｜目莲戏，故传播至广；后者全剧分为四十二分，系取华严经四十二字母之义，其中之曲白皆源自藏经之语录，故可视为佛教之戏曲。其他以佛教为主题之著名传奇尚有‘弥勒记’、‘茯苓山’、‘享千秋’、‘无底洞’等。又戏曲中之乐歌部分以佛教为主题者，最早为隋?唐之乐府，如‘普旡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刊行于明代永乐年间之‘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乃歌赞诸佛名称之名曲，为散曲中最珍贵之资料，共计南北曲调四百余种，二一七七首。其版本以永乐原刊为最早，永乐十五（1417）至十七年间曾颁行天下，令所有民众赞诵，以得劝恶修善之功德。

　　除上述外，另如‘天雨花’、‘笔生花’、‘安邦定国志’等著名弹词，系源自佛偈之样式体裁；郑廷玉之‘布袋和尚’、吴昌龄之‘唐三藏西天取经’等杂剧，系将佛教高僧之事?迹加以改编而成。另如元代无名氏之‘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杂剧，出典为?六度集经卷二、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之鹿女故事；李好古之‘张生煮海’杂剧，出典为贤愚经卷八大施抒海品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