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发现佛舍利之前是佛像窖藏的发现。2012年12月31日上午，泾川县城关镇政府在城关镇共池村修道路时，在1964年发现14粒佛舍利的唐代大云寺地宫东侧，发现了多块长方形石质基石，呈一字型南北向铺就，沿着它向北发掘，全是褐色中显黑色的土壤，其中有密集的考古标本，大量的手印砖、方型砖、筒瓦、瓦砾、瓷片、陶片、动物骨头。在离地表不到2米处，突然暴露出一尊50厘米许的全身坐佛造像，轻轻去土之后，暴露出整个一层更大的佛像，大家想起了一个名字：窖藏。省上文物专家当天就赶到了，几十尊佛像在2012年最后一天就这样被发现了。元旦之后，省上文物专家继续发掘，佛像叠放成大概念中的三层，其实不至三层，多以头向南面向西而卧，是从容有序地摆放。大型立佛像在窖边沿，小佛像居大空隙间，佛头居更小的空间。佛像有立佛、坐佛、立菩萨、弟子、天王、二佛并坐、维摩文殊等造像，有面部贴金的金佛，有金冠菩萨像，造像多表面施彩。造像碑多很完整，造塔的一层亦很完整。佛像多为石质，还有少量陶质，窖藏最底层是宋代大型泥塑佛像。有《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陶质经幢。同时出土有鹿角、骨钗、骨针等。佛像和文物共计240余件(组)，大型立佛像高度多在1.4-1.7米之间，小型造像高度多在0.2-0.5米之间。有石刻题记的造像多件，造像时代为北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宋，以北朝至隋唐时期居多，可以判断该窖藏为宋代所埋。

　　2013年1月9日下午，在窖藏坑东侧约7米处发现一座地宫，东西1.95米，南北0.85米。出土陶质舍利棺(长0.45米)一具，内有木匣。陶棺东侧出土铭文砖一块(边长33厘米、厚5厘米)。铭文内容主要讲述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泾州龙兴寺僧人智明、云江“同收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的事实。舍利棺呈东西向，陶棺内有木棺，有金线。棺头前置有定窖瓷香台一具，香台内凝结着千年香灰，出土时香气四溢，持续不散。发现地宫的同日同时，在窖藏坑北约7米处发现一处穹窿顶遗存，经清理，为胶泥质瓮式窖，深5米多。

　　2013年1月11日上午，在窖藏南约7米处发现与燃烧有关的长方形砖包土质台。同日傍晚，在地宫东约7米处发现一尊立式石佛像，经2013年3月22日之后向下清理，是又一处佛像窖藏，被称为东窖藏，己出土石造像、泥塑像、造像碑等30余件。较之西窖藏，东窖藏佛像铺排不很规则，出土的造像和体量较大。

　　千年一现的发现仅在约50平方米之内，北、东、南三面还是农民的果园，西面是大云寺院子，今后在四面延伸数百米或全面对泾州古城地下考古发掘，更令人不可相信的重大发现会让你惊喜不已。这不是想象和猜测，笔者亲眼见过现大云寺东墙外南端至窖藏处有几乎无土而全是瓦砾的文化层。窖藏东南约20米处，一口水井中已暴露出砖石质地的建筑遗址。这次在约50平方米之内共发现5处遗存，发掘深度至宋代文化层，唐、隋、北魏、汉代文化层还在之下沉睡。泾州历史最辉煌时在北魏、隋、唐，更大的秘密还被黄土保护着。

　　近年，佛像窖藏在山东、河北、南方多有发现，西北鲜见。如泾川大云寺窖藏规模、造像精美、造像时代跨度达600多年的佛像窖藏，在西北是第一次发现。专家们对其评价正在发表，我曾见到佛教考古学家黄夏年社长在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拍的佛像照片，当与泾川大云寺窖藏佛像照片相比时造型、风格、类型、尺度几乎一致。我认为，前人总说泾川石窟和造像与云冈、龙门石窟的某窟相似，以相似作为泾川石窟和造像的骄傲和价值。总说泾川石窟和造像的造型、风格，是受了龙门、云冈石窟的影响，是模仿来的。当你亲眼看完泾川600多个石窟和造像之后，当你知道了泾川距西安200多公里、距中原400多公里后，你会回顾新疆、河西距中原就太远太远了！而泾川本身就是中原的一部分。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原，新疆、河西、泾川、长安、中原接受的机会是均等的，那些雕塑大师们，都曾到过这几个地方。当你仔细比较清楚龙门、云冈、泾川石窟开窟的绝对年代后，你会发现，龙门、云冈、泾川石窟的造型风格，真说不清是谁影响了谁！或者，中国北方的石窟创意是一个大师团队完成的。还要说洛阳、龙门石窟是胡太后和北魏王朝主持开凿的。那么，胡太后就是泾州人，泾州应该毫不例外的得到了北魏王朝和胡太后的支持。因此，中国北方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应该是一个创意大师团队，是一个开窟的工匠集团互动着、流动着完成的，应该是这样。泾川现存的600多个石窟和2012年出土的大云寺窖藏佛像，能证明这个观点。

　　宋代泾川佛像窖藏和龙兴寺舍利棺、二千余粒诸佛舍利的发现，为研究宋代安奉佛舍利的制度变革，宋代国情，宋代佛教世俗化特征，北宋文化高峰的到来，中外文化在宋代的组合融汇提供了实证。此次发现和泾川所有的佛教遗存相加，足以证明泾川是丝绸之路上必经必留必弘扬必融汇的佛教大都会，整个丝绸之路是一条佛光大道，是由若干个如此地位的佛教大都会组成的。而泾川又是整个丝绸之路上安奉佛舍利最多的圣地，是其他佛教大都会不可相比的，这就是惟一性。这是用人人可读明白的出土标本上的汉字记载的事实，是不需要经过讨论之后才能确认的发现所决定的。

　　千年一现，舍利重光。说明一切价值和意义的是佛舍利棺铭文

　　泾州龙兴寺舍利棺发现后，世人的注意力正被舍利棺的神秘莫测所牵引，而淡化了对舍利棺铭文的关注。铭文是“千年一现”的来源，是二千余粒诸佛舍利并佛牙佛骨身份的出处，是有皇帝赐给紫色袈裟、有相当三品以上官员待遇的大和尚义英主持安奉佛舍利大典的记载。一句话，佛经、佛舍利、佛教传承史都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没有铭文相伴佛舍利棺，“千年一现”和第三次发现佛舍利就无根据。郭沫若鉴证1964年泾川大云寺佛舍利时说的“舍利石函，贵在石函”的深义，太多的人至今并未明白。泾州龙兴寺佛舍利棺铭文的价值有多大？不能用一个形容词表述。可以这样说，佛教、佛教文化、佛舍利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文字记载，记载佛舍利棺的铭文的价值是怎么样评价也不过份的。传播佛舍利棺铭文，就是传承佛舍利文化。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增勤说：“以震撼和惊喜之情来到泾川，看到如此多的窑藏佛像，非常非常震撼。从舍利棺铭文上看，整一千年。佛教经典讲，佛舍利、佛像及法器，现于盛世，隐于乱世”。千年一现，现于盛世，这是第一意义。千年一时，时于盛世，被泾川千年一现的事实所权威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