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在平安时代(约A.D.794—A.D.1192)随着武士团的形成渐渐产生，到武家执掌政权的镰仓时代，才兴盛并发展起来。而这一时代,恰恰也是日本禅宗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禅宗与武士之间进行了双向选择，这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镰仓时代，禅宗有“武家禅”之称，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便是这种双向选择的历史产物。故而有人称“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但是，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平安中期以后，武士的道德规范已经萌生，当时要求武士不仅要有好的武艺，而且要求不计生死的精神和勇气，还应有谦让之美德。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内容。
在江户时代(约A.D.1603-A.D.1868)，武士道又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进一步理论化，当时提倡新武士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鼓吹日本主义思想的山鹿素行(A.D.1622-A.D.1685)，他的思想在日本起过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历史作用，但也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种下了祸根。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进一步发展成为军人的信条，同时也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因此，就武士道所含内容而言，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鲜明特征。
自镰仓时代起，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道的内容也大为丰富和完善起来，特别是武士道和禅的结合，使其精神更深层化了。禅宗应该说是以慈悲为怀，与好战活动本无关系。但在日本，禅却激励了武士的战斗精神。这是因为禅宗的哲学观念和修养方法等方面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艺锻炼。
“武士好禅”作为一种风尚，起始于镰仓幕府初期。当时武士兴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日本古代社会“政治佛教”的影响和“政教合一”的传统，二是新兴的武士政权迫切需要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在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武士道要求武士“崇神敬佛”，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便是历代武士政权“禅武合一”、“政教合一”的经验总结。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励战士视死如归，为君主效命疆场，这一点受禅宗影响极深。禅宗的本体论是它的“空无观”，它要求人顿悟真如，首先要摒弃一切固有的观念，认识到这世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禅宗看来，生死观乃是参禅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禅宗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会迎合武士“勇武”、“无畏而死”的心理，视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给武士们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