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晚唐五代，禅宗内轻视经教的风气逐渐盛行，“宗门”与“教下”相互批评。这种风气严重影响禅宗的正常发展。为了纠正这种风气，法眼宗三代祖师均大力倡导教禅圆融，向学人们反复强调经教的重要性，指出“宗门”、“教下”均是佛陀度化众生之法，是一致的。法眼宗所倡导的教禅圆融观对今天的佛教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价值。

　　唐末五代，正是禅宗历史上“一花开五叶”的时期，先后出现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法眼宗是禅宗内最后立宗的一个宗派。其三代祖师法眼文益(885-958)、天台德韶(891-972)、永明延寿(904-975)均是学修并重的一代高僧。

　　文益，俗姓鲁，余杭(杭州)人，7岁落发，受具足戒于越州(绍兴)开元寺，曾于律宗高僧希觉门下修学，后嗣法于罗汉桂琛禅师，先后住持过临川崇寿院、金陵报恩院、清凉寺三大道场，开法讲经，致使“诸方丛林，咸遵风化”[1]。卒后，南唐王朝谥号“大法眼禅师”，法眼宗之称便是由他的谥号得名。其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宗门十规论》、《大法眼禅师颂》14首，另有明人圆信、郭凝之辑录的《大法眼文益禅师语录》。

　　德韶，俗姓陈，缙云(浙江缙云)人，17岁出家，曾广泛参学，最后投师于文益门下。他后来在天台山建立道场，被人们视为天台智者大师再来，曾被吴越王钱俶迎住杭州，尊为国师，还曾帮助天台宗从海外找回失佚的典籍。

　　延寿，俗姓王，余杭人，德韶门下最杰出的弟子，曾住持过灵隐寺、净慈寺，是法眼宗影响最大的祖师，被雍正尊为“震旦第一导师”。他被后世净土宗尊为六祖，民间视其为阿弥陀佛的化身。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以《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心赋注》、《观心玄枢》为代表。

　　一、五代禅宗所面临的教禅矛盾

　　教即经教，禅即禅定。教与禅均是佛陀教法。二者属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原本就具备逻辑的统一性与实践的一致性。佛教义理如果缺乏禅修的内证实践，就如数他人之宝；反之，禅修实践倘脱离佛教义理的正见支持，就如盲人摸象，有误入歧途之险。

　　按照修持方式对教与禅的不同侧重，中国佛教各宗分为“宗门”与“教下”。“宗门”重禅修，专指“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教下”重义理，包括除禅宗以外的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华严、唯识。

　　晚唐，佛门各宗派由于见解不同，分歧也日益突出，“讲华严者唯尊我佛，读唯识者不许他经，至于教外别传，但任胸臆”[2]。在这种宗派偏见影响下，教者、禅者互相评论是非，或重教非禅，或重禅非教，将禅教生硬地分割开来。这样的偏见与分歧既破坏了禅宗学人对禅的领悟力，也影响了教下学人对经教的理解力，进而给整个佛教都带来巨大的负作用。

　　禅宗一向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自命为佛陀言教之外的特别传授，反对执着于文字经教、拘泥于形式，倡导破除一切执着，以般若直观，证悟本然自性。晚唐五代的禅宗诸家均秉承惠能顿悟心性、自我解脱的基本思想，为了帮助学人解粘去缚，破除一切执着，契入自性，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如暗示、反诘语、动作，甚至棒喝交加，以此传授禅法，接引弟子，交流参禅心得，较少采用正面说法的方式。一些禅僧们渐渐脱离禅宗原旨，片面强调破除一切执着，轻视甚至否定一切经教，对于诵经、礼佛、持戒、忏悔、禅观等传统佛事修行活动持贬低甚至排斥态度，由此禅宗产生了许多弊病，渐渐影响到禅宗的正常发展。如何融通禅教、调和争讼，已成为佛教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法眼宗的教禅圆融观

　　其实禅宗早期是很重视禅教结合的，如达摩就教导学人要“籍教悟宗”，他所倡导的“二入四行”就要求将理解义理与禅修实践相结合。在法眼宗之前，圭峰宗密就已试图整合禅教，大力倡导禅教一致。他说：“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3]经是释迦佛的言教，禅是释迦佛的思想，佛的思想与言教必定是一致的，佛语必定能够印可自心，所以佛教经典与禅宗实践也必定是一致的。法眼宗的祖师们秉乘宗密之风，大力倡导教禅圆融，强调经教的重要性。

　　针对禅宗内忽视经教的风气，文益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苟或未经教论，难破识情。驱正见于邪途，汩异端于大义。误斯后进，枉入轮回”[4]。倘若没有经教理论的指导，不但难以破除世间情识，还有误入邪途、错解佛意、误导后人、枉入轮回的危险。延寿也批评说：“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或称悟而意解情传，设得定而守愚暗证。所以后学讹谬，不禀师承”[5]，近代之人不看经论，只以自己的见解为正确，不符合究竟的佛理，这样得到的证悟也仍是意识分别，禅定也只是痴禅而已，所以后代的学人讹谬相传，不能禀承师学。延寿还批评抛弃经教而禅修之人，“毁金口所说之正典，拨圆因助道之修行；斥二乘之菩提，灭人天之善种。但欲作探玄上士，效无碍无修，不知反堕无知，成空见外道”[6]。他认为这些人恃错知解而毁谤佛典，本想成就探寻一切玄奥的佛果，效仿无碍无修的行为，不知反堕入无知，成了空见外道。

　　针对禅宗前代祖师们为破除学人执着于经教而对后人产生误导的现象，延寿苦口婆心地讲：

　　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恐虑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意，以负初心。或若因诠得旨，不作心境对治，直了佛心，又有何过?

　　只如药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经》，手不释卷。时有学人问：“和尚寻常不许学人看经，和尚为什么自看?”师云：“只为遮眼。”问：“学人还看得不?”师云“汝若看，牛皮也须穿。”

　　且如西天第一祖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首传摩诃迦叶为初祖，次第相传，迄至此土六祖，皆是佛弟子。今引本师之语训示弟子，令因言荐道，见法知宗；不外驰求，亲明佛意。得旨即入祖位，谁论顿渐之门?见性现证圆通，岂标前后之位?若如是者，何有相违?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乃至洪州马祖大师，及南阳忠国师、鹅湖大义禅师、思空山本净禅师等，并博通经论，圆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诚证，终不出自胸臆，妄有指陈。是以，绵历岁华，真风不坠。以圣言为定量，邪伪难移；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故圭峰和尚云：谓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诸祖相承，根本是佛亲付；菩萨造论，始末唯弘佛经。况迦叶乃至鞠多，弘传皆兼三藏。及马鸣、龙树，悉是祖师。造论释经数十万偈，观风化物无定事仪。所以凡称知识，法尔须明佛语，印可自心。若不与了义一乘圆教相应，设证圣果，亦非究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