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举行了35年来的第一次授戒法会，去年6月圆寂的茗山法师担任得戒和尚。来自中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近千名僧侣前来受戒。我有幸作为唯一的日本僧人参加了此次盛会，深深地感到戒律的传统在中国大陆已被继承和复兴起来。

　　从那以来，我作为戒弟子，每年都要去中国参访，每次都要拜访茗山法师。有关与法师的交往详情，在去年9月的《香港佛教》上曾以《继承茗山法师的遗志》为题作了介绍。去年3月，我看望正在无锡华东疗养院疗养的法师时所作的采访，也在日本的佛教报纸《中外日报》上作了报道，目的是想通过介绍当代中国佛教高僧，向日本佛教徒提供客观审视日本佛教的参照。

　　法师曾经两次访问日本。1995年访日时，参观了日本各地寺院，与日本僧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1997年在京都召开“日中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法师是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副团长出席的。法师对日本佛教的印象是：在佛教文物的保护以及福祉、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超过自己的想像；但在持戒等修行实践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诚如法师所言，众所周知，日本佛教一般被认为是“没有戒律的佛教”，除了唐招提寺的长老、临济宗禅堂的师家等极少数僧人外，几乎所有日本僧人都食肉娶妻。包括我所属的日本曹洞宗约14000所寺院在内，全国各地寺院的主持，一般都是在寺院里与家人共同生活，而主持的孩子就是寺院的继承人。这种寺院的家庭化、寺院主持的世袭制是日本佛教的普遍现象。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家庭，大学毕业后，向往出家和禅修生活，而敲开了曹洞宗的大门，成为一名僧人。然而，出家以后一看，佛教内部情况其实与在家教团无异，僧人几乎都是寺院主持的孩子，本来就出生于寺院。当时我十分迷惘，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僧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了从这种迷惘的烦恼中走出来，为了弄清僧人本来的形象，我不断摸索与探求。后来在与韩国和中国僧人的交往中对佛教戒律有了逐步的理解，所以，去宝华山受戒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从我自身的体验来看，我认为日本佛教的持戒问题，不仅事关日本僧人的身份问题，也是今后日本僧人与中国等外国僧人交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而现实的问题。因此，我想以我所属的曹洞宗为例，对日本佛教戒律的历史变迁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