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迎来了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禅师（1200—1253）750周年忌日。道元禅师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从明州庆元府登陆，之后挂锡于天童山景德寺，师从住持如净禅师修行。他著有《宝庆记》一书，记载当时入室求法的情况，其中介绍了如净禅师经常教导弟子们：“参禅者身心脱落也，不用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而已。”宝庆元年（1225）夏安居时，道元禅师在坐禅中身心脱落，并得到如净禅师“大事了毕”的印可。1227年道元禅师返回日本，不久发表了开教传道的《普劝坐禅仪》，同时开创了日本最初的禅寺——兴圣寺。后来，他又撰写了《正法眼藏》95卷，被日本人奉为最高的独创性哲学著作；还开创了曹洞宗根本道场——永平寺。

　　道元禅师最初在天童山挂锡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安排位次时，道元禅师被安排在最末位。对此他不服，就向住持和役寮提出异议，传说最后竟上诉到皇帝那里，但下文不甚了然。道元禅师在日本只受了大乘菩萨戒，若从按比丘戒的戒腊来决定位次的丛林传统规矩来看，天童山当初这种决定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

　　道元禅师本来在位于京都东北部的比睿山受的戒。比睿山是日本天台宗开祖——最澄大师（766—822）所开创的。最澄大师否定鉴真和尚传来的戒律，而根据《法华经》的平等思想，主张圆顿戒，提倡“大乘之国的日本僧侣只受持《梵网菩萨戒》即可”。他的这种主张得到当时朝廷的认可，并允许在比睿山设置大乘戒坛。关于最澄这样主张的理由，日本研究戒律的权威学者平川彰博士作了这样的分析：“可能在于重视一乘佛教、悉有佛性这一点上。常住佛性即是一切众生的本源，认识到这点，即是对大乘戒的领悟。因此，他认为这与小乘戒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鉴真和尚传来律宗以后，在日本全国设有三处戒坛，当时日本僧人必须在这三处戒坛受戒后方可出家。然而，由于比睿山开设了大乘戒坛，就形成了日本僧人在比睿山仅受菩萨戒也可出家的情形，从而开始出现不持比丘戒、但持菩萨戒的僧人。从此，开辟出一条“无戒律之佛教”的道路。

　　中国唐代的道宣律师（596—667）对当时佛教界轻视比丘戒的状况作了如下描述：“今时不知教，多自毁伤云：此戒律所禁止是声闻之法，于我大乘弃同粪土；犹如黄叶、木牛、木马诳止小儿，此之戒法亦复如是，诳汝声闻子也。”（《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他为了净化僧界，提出即使是大乘僧人也一定要受持比丘戒，从而创立了南山律宗。可见，最澄是逆道宣的南山律宗思想而行的。

　　到了13世纪鎌仓时代，以在比睿山出家或参学过的日本僧人为中心，如现在日本佛教最大教团净土真宗的创立者亲鸾上人（1173—1262），信奉《法华经》、主张救济民众、服务社会的法华宗的日莲上人（1222—1282），将中国曹洞禅传来日本的道元禅师等，形成了被称为鎌仓佛教的新佛教，对后来的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的日本佛教是镇护国家的佛教，鎌仓新佛教的兴起，使日本佛教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民众佛教，而且重视祖师的个性和教义胜于重视戒律，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宗派佛教或祖师佛教。食肉娶妻而自称“非僧非俗”的亲鸾上人能成为净土真宗的开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道元禅师回国后，所传的戒法是由《梵网经》三归依、三聚净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十重禁戒的十六条所构成的“佛祖正传菩萨戒”。有关这种戒法的历史根据在日本学者中间多有争议，但是作为从释尊开始嫡传到现在的戒脉，已成为日本曹洞宗存立信仰的基石。现在日本曹洞宗僧人所持的并不是《梵网经》十重四十八轻戒，而是这唯一的十六条戒法。道元禅师认为戒律是不可或缺的，他说：“持戒梵行即是禅门规矩家风。”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只须持戒便万事大吉的观点，“虽说一定要守护戒行、持斋，但唯依此立宗修行便认为可以得道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他主张应把坐禅作为修行的根本，强调“禅戒一如”。他说：“坐禅时，有何戒不持耶？何功德不来耶？”道元禅师这种立场的理论根据，就是把修行和开悟看成一体的“修证一如”、“本证妙修”的思想。所谓坐禅并非通过修行而成佛，而是把自己作为本来佛来修，因为众生本来就是佛。因此，无论行住坐卧，只管行持就是佛法。他认为，日常生活的一切行为一定要符合佛陀的行持，所以根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而制定出《典座教训》、《赴粥饭法》、《众寮清规》、《知事清规》等来代替律藏的细微戒，并且亲自实践出家至上主义和一生不离丛林的修行。

　　道元禅师的这种思想和临济宗的教义主要被武士阶层所接受；而净土系和法华系的教理主要是向一般庶民阶层渗透。随着佛教向一般民众的普及，势力得到一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统治者也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统制。17世纪以降的江户时代，政府发布了寺院必须遵守的规则——“寺院法度”，僧侣的修行年限、资格等也都由政府来规定，违犯清规的僧侣以官刑来处罚。另外，江户时代为了排除基督教，制定了凡是日本人不问信仰，都必须归属于当地寺院的“寺请制度（即檀家制度）”。现在，在日本不管是多小的村庄都有寺院，而且只要僧人为檀家信徒作殡葬等法事，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和收入，此皆源于檀家制度。

　　1654年中国福建万福寺的隐元禅师（1592—1673）渡海而来，把黄檗宗传来日本。受他影响而受比丘戒的曹洞宗僧人逐渐增多，同时认为道元禅师所传的十六条戒是圆顿戒，是继承《达磨大师相承一心戒文》一心戒的正统戒法，一时兴起了“禅戒论”。

　　到了明治时代，1872年政府公布了“从今往后，僧侣食肉、娶妻、蓄发等悉听尊便”的“太政官令”，取消了一切政治制约，实行宗教自由化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各宗僧侣竟相效仿净土真宗，食肉娶妻成为普遍、正常的事情。当时，曹洞宗内部虽然有过把清净僧和世俗僧加以区分的争议，但是1902年在制定《曹洞宗宗制》时，把禁止娶妻的条文删除掉，致使现在主持的家族、妻子、弟子作为“寺族”，一般居住在寺院里与主持共同生活。根据曹洞宗寺族规定，他们的职责是必须维护寺门兴隆，辅佐主持，培育主持继承人，以及教化檀家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