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老师

　　谈到佛教、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年近八旬的楼宇烈教授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由于比约定时间早了半个多小时，我到达时候，楼老师上完一早上课也刚进家门。看到他毫无倦意，我笑言：“老师这些年好像精力越来越好了。”楼老师平静地微笑着说：“不可能的。只不过换件事情做，也是休息了。”

　　楼老师的客厅里，有书、有琴、有茶，书能启智，琴寄心声，茶以清神，万般相宜，采访也就开始了。

　　记者：您曾经说中国的“神”与西方的“神”是不一样的。在您看来，中西方宗教观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楼老：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宗教的概括就是基督宗教。他们认为基督宗教有四个特点。第一，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唯一神的信仰；第二，绝对服从。人民或信众应对唯一神绝对服从，不允许理性思维，甚至经验的。也就是不允许有独立思考、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服从上帝的说法；第三，宗教是追求彼岸世界的，并不是强调在现实世界改变自己，而是追求在彼岸世界灵魂得到拯救；第四，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因为科学是强调理性的。因此，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大量的科学家、思想家被宗教扼杀、处死。

　　上世纪西方宗教观传到中国以后，当时很多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像西方模式的宗教，没有对一个神至高无上的崇拜，也没有一个以彼岸世界追求为主的信仰。中国传统文化里，追求的是怎么在现实世界中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点儒家最明显。儒家反复调动人的理性思考，提升人的德行。佛教，尤其是禅宗，有信还要有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强调你怀疑、探究，强调你要有智慧，智慧的解脱就是自我觉悟，这需要理性思维能力，是不依靠外力的。所以，当时人就觉得中国没有宗教。与此相关，因为都是用西方的标准衡量、判断，所以不光是宗教，上世纪，很多人提出中国也没有哲学，科学也没有。按照西方的架构来看，中国是一无所有。在这个情况下，康有为提出，中国是有宗教的。康有为追究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光是它物质文明的发达、制度文明的先进，还有它思想的凝聚力、宗教价值观念的凝聚力。康有为还相当敏锐、深刻地看到中国是有宗教的，但他认为中国的宗教和西方是不同的，西方的宗教是一种神道的宗教，中国的宗教是一种人道的宗教。这就非常明确地给区分出来了。所谓神道是以神为本，所谓人道是以人为本。因此，不是没有宗教，而是宗教的特性不一样。康有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无独有偶，章太炎也主张中国要有宗教，没有宗教不能够笼络人心、形成凝聚力。章太炎提出，科学时代不能提倡有神论的宗教，但他认为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

　　西方宗教有一种外在的超越，中国宗教都是非常实用的，讲究内在的自我超越。中国文化强调人本，神也是要看人的，不是人去服从神，《尚书》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西方的生命观是个体的，上帝创造每个个体，个体是独立的。中国人的生命观不是孤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生命是一个群体，是子子孙孙的一个连续过程。佛教虽然也讲个体，但佛教讲的个体是可以轮回的，和西方也不一样。而且，就佛教来讲，我们也有个误会，其实佛教最根本是要否定这个轮回，要了脱生死、摆脱轮回。佛教讲“罗汉”，什么叫“罗汉”？罗汉有四个标志：一是所作已办，就是尘缘已了；二是梵行已立，清修的行为已经确立了；三是生死已了；四是不受后有，没有来生。这才是罗汉。佛教讲凡人修行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无生法忍，就是无生了。有生就一定有死，佛教是要了脱生死。所以包括对佛教的研究，我们不能用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来套。有些方面是能用的，但不能都用。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如何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观呢？

　　楼老：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观，我提了快10年了。这个说法提出来之后也曾经受到质疑，中国还能建构自己的宗教观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宗教观，有对自己思想、文化的认识。宗教可以从起源，也可以从社会功能或是与其他文化的不同特点去研究，但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功能。起源可以不同，特点也可以不同，但它总要对社会有所用。宗教是对人生命的一种思考，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讲，宗教要对人的生老病死做出解释，对人的婚丧嫁娶有所引导。

　　上世纪争论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佛教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把西方宗教的概念变成了唯一的判断依据，这就弄得我们很乱。宗教应该有多种形态，而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什么要用一个标准衡量呢？

　　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观，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就拿佛教来说，从它产生来讲是完全针对有神论的。佛教在印度是一个自我解脱的宗教，但到了中国变化很大。到了中国，佛教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做法事超度亡灵，给活着的人祈福、消灾、祛病、延年。禅宗可能更符合佛教的本来面貌。所以我曾经反复讲，禅宗是对佛教人文精神的回归和张扬，回归到个人的修养超越上。什么事情都会有变化，因此，除了要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整体了解，还要对中国宗教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变化有所了解，包括对民间信仰的了解，但最关键的还是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才能够建设中国的宗教学理论。

　　应该说，建立中国的宗教学理论是很迫切的。我曾经在一个东亚哲学研讨会上提出要建立东亚宗教的宗教学理论。现在已经看得出来，日本、韩国都在探索自己宗教文化的特点，以构建自己宗教文化学的理论。韩国、日本也和我们一样，最近一百年来都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来研究自己国内的宗教学，结果很多概念都对不上。所以，构建自己的宗教观，不光是中国人需要，整个东亚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