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汉、晋、南北、隋、唐有“有、空、玄”之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在周朝已达一定规模，至战国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当时是我国学术史最为发达的一个历史阶段。然汉后知有孔子、老子二家的学说论著了;汉武帝时排斥百家定儒家为最尊;至魏、晋、六朝以后道家复兴，盛倡其玄学，而佛教也于此时传入。因二者均带有宗教色彩，且皆在社会中活动，故佛教初入中国时即发生教义冲突而排斥，由排斥而接近，到魏、晋时讲佛学者多取义于老、庄学说了。而讲老、庄者又多取义于佛家经典，二家又发生生密切关系。在社会阶级中儒家本是掌管政治、教育等大权，与佛教不发生关系，但发展到后来，学佛的梁武帝等高权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与儒家也发生冲突，二家再由相攻击而达于谅解。所以唐时明通博达之士，皆知儒家为有门，所以提倡伦理，握政权，主教育：佛家为空门，所以使人止恶向善，净意修德，以辅于社会治安;又以道德经中之“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义，而定道家为玄门。以为儒家虽是有为而作，但不得离佛教的空性;以佛家的有、空、非空非有，而成三家调和思想的理论根据。

　　宋、元、明、清“治世心身”之思想：宋、明朝以后的学者，都以儒教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以定三教相安之分位。其他宗派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当时知有禅宗作为佛教的代表，其他各宗已名存实亡了。

　　佛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佛教为政治服务的方式，是适应时代有利于稳定政治统治。自汉代董仲舒后，儒家成封建王权思想依凭，但佛教不断对其地位冲击，从而发展势力。历史上佛教发展消长，从不单取决于自身，也从不囿于西方宗教与政治的那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往往主要取决于对现政权的服务效用如何。只在当时存在方式和发展势头，与政治需要不能同步。又如武则天朝，佛教政治襄助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华严宗等重要宗派，尽得繁荣契机，这也就是佛教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佛教自汉初传入中土，历代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的僧众非常多。迄佛图澄时，影响不大，故王度、王波能发其言。佛图澄学问渊博，世事洞明，对南北分裂、群雄割据的政治形势及后赵政权内部情况有透彻了解，又在社会军政各界有众多弟子信徒，信息渠道畅通，他身份极高，石虎下诏，让他“衣以绣锦，乘以雕辇”，命朝会之日，佛图澄升殿，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并命司空李农，旦夕问候，太子诸公，五日一觐，以表敬重。这样的身份地位极有利他对形势及时作出反应，一旦有变，又有正确判断和预言。唐朝玄奘大师，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还要随驾太宗左右接受咨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们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玄奘大师受到朝野仰崇之深可见一斑。唐朝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气、奉斋四事教导东宫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皇帝是政治上的国王，影响于一时;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响于万世。

　　具体而言，佛图澄使佛教适应时代，为政治服务的途径，使佛教与当时统治者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文化素质巧妙结合。有效地抑制了嗜杀成癖的统治者的滥杀行为，保护了各阶层许多人的生命，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思想方面，为因受儒家正统习惯势力影响的统治者进行了维护，论证了政权的合理性，客观上也有利政治稳定和社会的稳定。（作者：简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