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佛法的历代中国帝王

信仰佛法的历代中国帝王 （图片来源：大公佛教）

　　佛教东传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和，产生了“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现象。千余年来，佛教能在中土扎根，繁衍枝叶，开出美丽的花朵，除了早期的译经僧来华，译经事业得以开展，各宗派的成立、弘扬，藏经印行，高僧弘化，佛教义理的普及，以及僧团的建立、改革外，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护持，更是一项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护持佛教的帝王

　　中国历史上，与佛教因缘深厚的帝王相当多，或与高僧往来，或礼僧侣为国师，辅佐朝政，或更有帝王舍弃王位出家，他们护法的精神，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今依据朝代的递嬗，将之划分为四个时期，介绍说明如下：

　　一、东汉至魏晋五胡十六国时期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土后，到了魏晋五胡十六国期间，国家、社会长期处于战乱，这些战乱的原因，大半来自王室的分崩离析，权力斗争，贵族间的倾压等，一时天灾人祸，百姓困苦不已。

　　佛法的弘传，除了靠出家僧侣外，要解除当时人民的苦难，帝王的力量自是不可忽视，因此，道安大师曾说：“今遭荒年，如不依国王，则法事难立;普施教化，自必广弘流布。”佛教与帝王关系的密切，可见一斑。

　　东汉明帝

　　中国佛教的起源：佛教初传中国，有各种说法，其中比较古老而最负盛名者，当推后汉明帝的感梦求法说，据晋袁宏《后汉纪》的记录：“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此一说法被视为中国佛教的起源。

　　佛道比法，启信护持：根据《汉法本内传》记载，在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来到洛阳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有道士上奏，声称欲与佛教僧侣论理比法。道士宣称点火不烧圣典，不料竟付之一炬，而佛陀舍利却放出五彩光芒，围观者无不惊讶叹息。一时，道士及宫中妇女等数百人，发心出家修道。朝廷于是敕令建寺安僧，是为佛教初传的佳话。

　　东汉桓帝

　　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图之寺”，“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将佛陀与黄老并行祭祠，把佛教看做是黄老道术的禳灾祈福，以求福延寿，长生不老。虽然如此，他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

　　魏陈思王

　　中国梵呗的滥觞：魏国陈思王曹植奉行佛教，长于文学。曾经在游历鱼山(今山东)时，听到空中梵天唱诵，内心感动不已，与之相和而创作梵呗，这便是中国梵呗唱诵的开始。

　　石勒、石虎

　　方便度化，消弭杀戮：五胡十六国时，佛图澄见后赵王石勒残杀无辜，心生怜悯，于是以神通、咒术等方便度化石勒，石勒自此皈依佛教，尊称他为“大和尚”。石勒死后，暴虐残忍的石虎为后赵王，因佛图澄救活其爱子石斌，因而对佛教产生信心，使百姓免于多次的杀戮之灾。

　　尊僧度僧，佛教兴盛：石虎由于受到佛图澄的感化，因此将诸多幼子送至寺院学佛，每年佛诞日，亲自到寺中为诸儿发愿;颁令全国，准予人民信奉佛教，允许汉人出家为僧。在石虎的护持下，佛图澄兴建的佛寺达八百九十三所，受业弟子近万人，华北的佛教因此兴盛，《高僧传》中形容：“佛法之盛，莫与之先。”佛教繁荣之景由此可见。

　　前秦苻坚

　　礼敬三宝：前秦王苻坚平生礼敬三宝，优遇高僧僧朗、道安等法师，并且躬聆讲说。他在迎道安法师到长安时，曾说：“朕以十万大军攻下襄阳，却只得到一个半人而已。”这“一人”指的是道安大师，“半人”则指习凿齿。他以殊礼恭敬大师，并咨以大政，可见苻坚对道安大师的推崇备至。

　　护持译经：道安大师驻锡于长安五重寺时，组成一个译经工作群，致力于经典的翻译、注疏，一时长安成为当时的译经中心，另外，他也制订僧团规矩，令弟子分散各地弘扬佛法。佛教能于中国生根发展，道安大师具有相当的贡献，其中受到苻坚大力的护持，其力量不可忽视。

　　此外，苻坚曾送佛经、佛像至高丽，为韩国、日本有佛法之始。

　　后秦姚兴

　　迎请罗什大师：前秦苻坚对鸠摩罗什相当仰慕，派遣大将吕光西征往迎，不料，在回程途中，吕光听到苻坚过世的消息而于凉州自立为王，鸠摩罗什也就滞留当地十余年。一直到姚秦时，姚兴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回中原。

　　护持译经：姚兴颇具善根，他尊鸠摩罗什为国师，经常一起研讨佛法;更设立逍遥园，恭请鸠摩罗什大师译经说法，全力护持，而他自己也参与译经工作。当时，有僧略、僧肇、僧叡、僧迁、道树、昙顺、道垣等八百多位法师协助译经，译出的大量经、论，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姚兴可说功不可没。

　　姚兴精进禅修，研读佛经，曾着有《通三世论》及《后秦主姚兴与安成侯书述佛义》，安成侯姚嵩受姚兴影响，也虔诚信仰佛教。

　　中国僧官制度之始：为僧团设立僧官以规范僧团，是姚兴对中国佛教另一重大影响。他敕命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僧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任僧录，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