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著作中常引用佛经典籍的真相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最熟悉的是禅宗。

　　毛泽东(1893—1976)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作为一代国家领袖，无论在其幼年时代，还是在戎马生涯的中青年时代和管理国家的老年时代，他一直对佛教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佛教事业的发展。现对毛泽东与佛教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毛泽东幼年信佛的家庭原因

　　毛泽东的幼年信佛是受到其母亲文七妹的影响。在毛泽东出生前，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已生过两胎，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生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格外疼爱。她唯恐这个儿子再夭折，于是坚持持“观音斋”。

　　文氏还不放心，为了使儿子“根基稳固”，她将毛泽东寄养在娘家，拜后山龙潭口一块巨石为干娘。文氏娘家有个龙潭，内有清泉流出，

　　四季不竭。龙潭口矗立着一块高二丈八、宽二丈的石头，传说石下镇有一妖怪，石上建有小庙，人们称为“石观音庙”;，远近闻名，经常有人前来祷告。毛泽东出生不久，母亲文氏把他抱到“石观音庙”，烧香叩拜，拜石头为干娘。

　　文氏虽未读书，但佛教思想对她影响极深。毛泽东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受到影响而信佛。1909年，毛泽东因为母亲生病到南岳朝山进香许过愿。还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佛寺里去拜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烧香叩拜，从未间断。同时，也拜天地，祭祖宗。1959年6月，毛泽东重返故居时，还指着堂屋正中摆过神龛的地方对工作人员风趣地说：

　　“这就是我初一、十五工作过的地方!”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精明能干、性格倔强的农民，不信鬼神、不敬菩萨，他一心想的就是发家致富，对妻子和子女们的施舍行为非常不满，甚至体罚和责骂毛泽东。家庭也出现了矛盾，毛泽东认为其根源是父亲不敬佛，导致思想分歧。因此，他和母亲千方百计引导父亲。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窖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自己的母亲，毛泽东说：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正是因为有高尚的母亲，促使佛教对毛泽东造成深远的影响，少年时代他曾朝山进香，后来的生活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同斯诺说过：“因为我母亲虔诚地信奉佛教，她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自己的父亲不信佛而难过。我九岁时，就同我母亲认真地议论过我父亲缺少对佛菩萨的虔敬之心。从那以后，我们曾多次试图改变他，但却没有成功。”

　　二、毛泽东与佛学经典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最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他对唐朝高僧惠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毛泽东高度评价六祖惠能《六祖坛经》一书，他曾读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该书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是一部惠能圆寂后由其弟子法海编篡的语录，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主张“顿悟”。

　　《六祖坛经》的传播，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

　　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谈到惠能。毛泽东对惠能《六祖坛经》的评价极高，尤其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他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对禅宗，特别是惠能思想早有研究。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视察时也带着。

　　关于禅宗六祖的故事，毛泽东对担任秘书的林克说过许多次，特别赞颂惠能勇于革新的精神，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后世将他的创树称之为“佛学革命”。当时毛泽东还脱口背出惠能所作的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毛泽东说是和自己的性格相通的，毛泽东还给林克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毛泽东还能背出《六祖坛经》里记述的另一首神秀所作的偈颂：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毛泽东也曾对班禅大师说过：中国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为“经”的，就仅《坛经》一部。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逢先知回忆，毛泽东相当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经典如《金刚经》、 《华严经》、《六祖坛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据逢先知提供的书目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籍，除马克思、恩格思、黑格尔、费尔巴哈、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外，指名要带的佛经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法华经》、 《大涅盘经》等。

　　因为毛泽东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对献身于佛教的人物常怀敬意，毛泽东说过：

　　“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毛泽东著作中对佛典的引用

　　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经常应用佛教或与佛教有关的成语、典故，因而使之文采斐然。现择要予以介绍。

　　1.隔靴搔痒。1957年3月，毛泽东和文艺界人士谈话，谈到现在文艺批评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教条，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的开展。

　　成语“隔靴搔痒”语出《五灯会元》卷八：问： “圆明湛寂非师意，学人因底却无明?” (契稳)师曰： “辨得也未?”曰：“恁么则识性无根去也?”师曰：

　　“隔靴搔痒。”“隔靴搔痒”意谓不透彻、不贴切，没有抓住要领。

　　2.同床异梦。1957年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谈到资本家公私合营后，与公方代表的关系还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景德传灯录》卷三十：

　　“山僧虽与他同床打睡，要且各自做梦。”“同床异梦”即从此语衍出，说明两人志向不同，各有各的打算。

　　3.无事不登三宝殿。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一次讲话时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佛教将佛法僧合称“三宝”。故以“三宝”泛称佛教，三宝殿即佛殿。寺门规矩，上佛殿时必须恭敬肃穆，进行礼拜、诵经、供养等，不得随意在殿中闲逛、闲聊。俗语“无事不登三宝殿”，意谓无事不来，既来便有事相商或相求。

　　4.引玉之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对于全国的先进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

　　“引玉之砖”从“抛砖引玉”转化而来。 《五灯会元》卷四： “比宋抛砖引玉，却引得个墼子(砖头)。”比喻以自己的粗浅见解引出别人高明之见解。

　　在毛泽东的著作频频可见佛教典故的引用。诸如： “一厢情愿”、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回头是岸”、 “——丝不挂”、“对牛弹琴”、 “一知半解”、

　　“做天和尚撞天钟”、 “对牛弹琴”、 “闭门造车”等等，不胜枚举。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晚年谈起迟迟不能结束“文革”的忧虑时，还引用了成都宝光寺的一幅楹联：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从毛泽东对佛典的频繁使用，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佛教经典是深有研究的。

　　四、毛泽东对佛教的评价

　　毛泽东在多种场合曾与不同的人谈到佛教，并对佛教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对于佛教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首先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的。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参观五台山台怀镇塔院寺时，跟随方丈一起参观钟楼，他一边细细品读着巨钟上铸刻的经文，时而抬头对周恩来说：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周恩来点头说：

　　“是啊，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人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又说：

　　“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谈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认为佛教的普度众生，是为了让那些受压迫的人都能得到彻底的翻身，并认为佛教的这种观点与共产党人的宗旨是相合的。

　　毛泽东还认为佛经可以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个部分。1959年10月22日，他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说：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坞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佛经分为上层和劳动人民两个部分。他认为来自劳动人民的佛经理论才会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特别是惠能《六祖法宝坛经》中的惠能“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就有无量无边罪。”惠能这种“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的重视和替劳动人民在文化领域争地位的思想，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曾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毛泽东说：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了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

　　“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

　　《师说》之类有点新的。刘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地位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实际上是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我们还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不满意的，对柳宗元敢于出入于佛寺的态度，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对任继愈《汉一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一书，只讲了唐代以前的佛教感到遗憾。毛泽东认为，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

　　五、毛泽东与党的宗教保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贯重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人身、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利。”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和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这说明，共产党对宗教的保护政策和信仰自由政策是长期的、稳定的。

　　毛泽东意识到，建国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对社会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

　　“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

　　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说：“我赞同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绝不是因为谈话时对象是宗教界人士而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

　　“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

　　196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同客人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

　　“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宗教问题一直极为慎重，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强调：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认真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政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得到执行。

　　六、毛泽东与佛教人士的往来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游历过许多寺院，与这些寺院的高僧都有往来。1917年7月中旬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同好友萧子升徒步游历了宁乡县境内的香山寺、白云寺，还到沩仰宗的发源地一一沩山密印寺参观，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与方丈讨论了许多佛理和诸子百家的思想，相互之间谈论非常融洽。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巅峰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他们受到寺院方丈的热情接待。相互之间就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历史和佛教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毛泽东还饶有兴趣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座禅院里修行，方丈都笑而作答。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寺院的修缮工作和寺僧生活情况，并指示陪同的几位地方干部一定要保护好文物，要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团结爱国僧人，把五台山建设好。

　　建国之后，毛泽东与佛教人士接触更多。建国初期，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为解决西藏问题，与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经常有往来。毛泽东不仅与他们谈论西藏的解放和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问题，还主动调和班禅与达赖的关系。为了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毛泽东还经常与班禅和达赖探讨如何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鼓励他们做好藏区民族团结工作。特别是对于达赖，毛泽东花费了很多精力去争取他，帮助他，让他能对西藏的安全和民族团结做贡献。

　　除了与班禅和达赖的交往之外，毛泽东与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枢、赵朴初等高僧和居士，也有过很多交往。现以喜饶嘉措和赵朴初为例作简单介绍。喜饶嘉措(1883—1968)

　　曾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爱国老人”和“藏族学者”。1951年喜饶嘉措到北京，毛泽东、周恩宋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毛泽东还特意送给他一辆小汽车和几台收音机供他使用。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喜饶嘉措当选为第一副会长;1955年8月，喜饶嘉措正式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成立，喜饶嘉措出任院长。1957年2月27日，喜饶嘉措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对喜饶嘉措说：我这个人从前也是知识分子，各种思想都有。喜饶嘉措先生，你那个佛教我是拜过菩萨的。我朝过南岳山，为我母亲还愿。我信过无政府主义……信过康德的唯心论，你看我这个人思想多复杂。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他与喜饶嘉措的感情是很亲密的。

　　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之后，喜饶嘉措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示坚决拥护政府的平叛决策。他对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期间，曾找喜饶嘉措谈话，称赞他对平定叛乱所做的努力。

　　毛泽东与赵朴初居士也有过往来。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对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并亲自起草了佛协章程草案，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审阅时，在协会的宗旨中增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八个字，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大力支持。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广济寺举行。赵朴初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朴初善写词曲，毛泽东十分欣赏他所作的词曲。有一次，毛泽东在接见赵朴初时对他说：说是赵朴初，非是赵朴初，是名赵朴初。赵朴初对毛泽东说：

　　“您这是双重肯定，双重否定。

　　”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是……非是……是”的句式，出自《金刚经》，毛泽东对此经是比较熟悉的。毛泽东化用经典的语句与赵朴初进行了幽默风趣地交谈。

　　综上所述，毛泽东自幼受家庭影响接触佛教，成年后曾经常参观寺院，与僧人往来，他还经常阅读佛教经典，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佛教典故，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和生动性。建国后，毛泽东与国家其他领导人一道制定保护宗教信仰的政策。虽然在文革期间，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政策，佛教受到严重的摧残，但是，与他对佛教所做的贡献相比，毕竟瑕不掩玉。我们不能因为他文革的错误，否定他对佛教的一贯态度与贡献。